将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走内生式发展道路这一战略的关键保障和重要手段，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也是当前政府在政策方面需要做出的最大调整。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对推动全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促进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看来，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很多的共性问题。如，区域发展目标与发展手段不匹配。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强烈的发展意愿与相对落后的发展现状之间的矛盾，导致求快求大的发展思维依旧，各地有加快经济增长的冲动与要求，但区域内的发展条件往往难以支撑主观的发展愿望。在当前大趋势下，单纯地依靠经济增长、靠项目拉动，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矛盾势必非常突出。如区域定位错位。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禀赋与低下的资源开发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粗放的产业发展模式依旧。很多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自然资源开发的空间条件却相当滞后。“资源输出”的区域定位和狭小的产业发展空间结合在一起，经济增长依靠资源开发的思维禁锢，造成一些地区千方百计用资源换税收、换经济总量的增长，无法持续对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社会建设、居民福利起到直接作用。如区域帮扶制度边际效应递减。长期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国家对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支持持续不断加大。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国家对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制度性倾斜所应当起到的效果正在被弱化，例如，在财政转移支付日渐增加的同时，通过市场化机制输出的资金总量也在快速增长；在通过民生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同时，教育、卫生所需要的人才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源源不断地离开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

那么，如何加快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钟瑛表示，需摒弃长期以来以环境资源去替代较为稀缺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主要模式。唯有彻底放弃这种发展模式，才能杜绝资源匮乏之忧和资源价值分配之争。通过强化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发展的硬性环境资源约束，将其落到实处，以形成足够的倒逼压力，激发区域内创新活动，催生并激发一个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培育与发展过程，进而形成源源不断的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为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这一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培育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核心资源。

为此，钟瑛建议：一是强化民生为先并形成更为公平的民生政策。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在民生问题上相较其他地区，无论是问题的聚焦点还是解决的难度，都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应以居民的福利提高而非收入作为民生的重要衡量标准，福利提高应当在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判断和衡量上居于核心位置。不能仅仅以收入作为判断的标准，这一指标不足以反映这些地区民生问题的特殊性，也不足以反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的负面效应在这些地区的集中程度。将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具有更高的必要性和更强的紧迫性。

二是必须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推动区域内生式发展。第一，要提高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区域发展的特色化水平，以特色化的发展来增强发展的独立性与市场竞争力。第二，提高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的市场化运行水平，以深度的市场化来密切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联系，建立起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联系，取代当前计划色彩浓厚的外部要素注入机制，逐步取代当前低附加值的区域内资源向外输出机制。第三，将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走内生式发展道路这一战略的关键保障和重要手段，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也是当前政府在政策方面需要做出的最大调整。

三是正视和积极回应各族群众的不同民生需求。在战略层面上应进一步明确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居民实现自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自然、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通过民生政策的制订和民生工程的持续性推进，满足各族群众最紧要、最急迫的现实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积累形成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社会发展与群众诉求不对接、发展战略倚重于经济领域的状况。正视各族群众的不同民生需求，既要保障最为基本的物质需求，还要重视促进群众实现自我发展的发展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不能排斥群众因传统文化与社会因素所形成的特殊的价值追求。以民生需求的政策化，来提高民生工程的针对性，促进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加快形成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协同演进的现代化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