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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近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天津站活动中，冯骥才先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发表了演讲，并与在场港澳作家进行互动交流。他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搁笔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因，讲述了自己多年来对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经历和感受，引起在场作家的共鸣。本期讲坛将演讲内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主讲人简介：

冯骥才，第六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画家、文化学者。现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他在文学和绘画方面都有大量优秀作品，多次应邀在欧美及亚洲国家举办画展，文学作品有40多种海外译本。近20多年来，冯骥才发表了大量关于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演讲与文章，他所提出的具有先觉性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此，他多次获得年度中华文化人物和国家的文化奖项。

停文学之笔

启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我无数次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能够让你把写作的笔停下来？确实，对于一个写作的人，能够让他把笔停下来，这件事情太难了。多大的事情、多强烈的事情、多不可动摇的理由，能够让一个作家把写作停下来？我想，一定是一个比写作还重要的事、还大的事，还非做不可的事，才能让他把写作的笔停下来，是什么原因呢？

上世纪90年代，一个景象经常撞击我的心扉，那就是我们的城市、我们城市的墙上甚至是门上到处写的一个字——“拆”。我说过，我们中国这块大地上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就是城市的千姿百态。我们有600多个城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历史甚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城市风景。城市最大的物质遗产便是一座座建筑，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字号、名人故居等，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历史脉络与历程，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而斑斓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不同城市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历史人文特征。然而，当时如火如荼的城市改造遍地开花，很多城市的新建筑代替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街区、城镇，城市记忆正在慢慢消失。我记得有人曾经问我，谈论这些话题，你的担忧是什么？我最大的担忧是将来在城市里会迷路，就是当我们走进其他城市的时候，发现这跟自己生活的城市是一样的，彼此都很相像。所以，很多年过去，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出现了，城市景观都似曾相识，城市的个性消失了，城市积累百年千年的历史文化、独特个性也在慢慢消散。

那时候最触动我的一件事，是1994年前后天津的城市改造。天津的城市改造，其中的一个计划就是把老城拆了。了解天津人文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明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在此渡过大运河率军南下。在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成为明成祖的朱棣将天津取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自此揭开了天津城市发展新的一页。天津，也成为中国唯一一个有建城纪念日（生日）的城市。然而，就是这样有着近600年历史的一座老城要拆了，而且天津街头还挂起了广告，广告词说“将来你在这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会发现不是在天津，而是在香港的铜锣湾。”我去过铜锣湾，很美也很有特色，但天津为什么要像铜锣湾呢？当时甚至还有一个口号，就是要把天津市的海河建成塞纳河。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当我们享受物质美好的时候，是不是轻视了具有精神价值的事物？那时候，我很激动也很着急，就拿出稿费，邀请上百名天津市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包括摄影学家，把整个老城调查、拍摄了一遍，保留了老城最后的景象。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我已经投身于一个时代带来的巨大“漩涡”里。但这不是学者的态度，也不是像建筑学家梁思成那样的思维，实际上还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作家对生活的情怀与自己置身的土地分不开，每一位作家都自然而然地从自己熟悉的土地里调动写作的灵感，从中创造出生活的细节、人物的个性和精髓。于是，当生活的土壤发生变化时，最先被触动的一定是作家的心。那么我作为一个作家，在自己的家乡遇到这样的事情，是需要做些什么的。然而，这一路走下来，发现这个潮流太大了，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于是，我写了《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等几本书，也开始到各地演讲，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建议，呼吁社会各界一起保护我们身边的文化遗产。

刚才有位读者拿了一本我的《市井人物》请我签名，我非常感动。因为这本书是上世纪90年代初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发行量并不多，也就是写完这本书，我告诉自己不再写了，就把文学的笔放下了，纵身投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浪潮中。

投身民间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中去

2001年初夏，我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在这之前，我已经担负6项工作，而且大都是主要的责任人，其中有4项又是全国性的，已经觉得不堪重负。但到了民协后，我又自寻麻烦，把一个更艰巨、更沉重的事情揽在身上，这就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程。

在谈抢救工程之前，首先必须重新认识我们的民间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精英文化，或称典籍文化，比如国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等；另一方面就是民间文化，如民间的民俗、文学、戏剧、舞蹈、音乐、曲艺以及民间医药、杂技、武术等，而我们生活在这两个传统里。所以我总是说，精英和典籍文化像“父亲的文化”，给我们精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思想，它使我们民族有了主心骨；而民间文化像“母亲的文化”，给我们爱，给我们温暖，给我们情感和情怀。“饱带干粮热带衣”“春捂秋冻”“出门饺子回家面”，这都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生活谚语。这些饱含无限情怀的民间文化，让我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人，让我们知道慈孝、知道对乡土的热爱、知道人间和谐的美丽，这都是民间文化传统留给我们的。当来到民协后，我发现大量的民间文化正在不知不觉地消失。

记得有一次，我们民间文化调查小组去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一带考察，到“花儿”的故乡去收集民歌，那里有一个老太太，会唱很多极好听的原生态民歌，但当时我们没有录音机，只能用笔记，但笔是记不住歌曲的，于是我们就回到北京申请录音机。那时候，录音设备并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得到，等拿到录音机再回到当地时，已是三个月后。然而，老太太的女儿告诉我们，她母亲一个月前去世了。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遗憾，也让我们明白，民间文化需要尽快抢救，它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很多都没有文字著录，失去了就没有了。直到2006年，宁夏海原“花儿”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做了35年的政协委员，经常提交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提案。在提交的《关于紧急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提案》中，我提出要对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一网打尽”地进行抢救、调查、整理、保护。2001年，在国家支持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启动了超大型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而我这支文学的笔，无论如何都不能拿起来写作了，因为这件事比个人的写作要大得多、重要和紧急得多，它关乎文化传统的赓续和发展，关乎民族传承，往大的方面说是对人类的贡献。

人类的文化，依我看，从文明史的角度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文明的自发阶段，就是自发的文化。比如原始时期，人们丰收了就手舞足蹈，高兴就唱歌，这是一个“自发的文化”时期。第二是“自觉的文化”时期，人类开始自觉地创造艺术，开始了文字记载。第三个时期是“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觉就是要清醒而理性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对于人类的意义是必不可少的，反过来讲，如果人类一旦失去文化的自觉，便会陷入迷茫。那么作为知识分子，不仅需要自觉，更需要先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我对这句话感触很深，就是要我们有先觉、先行、先倡的意识，而且我们还应该像王阳明那样知行合一，要行动起来，走到前面去。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也就是说，除了历史建筑、物质性的文化遗产之外，还有一种传统的文明，那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物证，要完好地继承；非遗是由民间传承人代代口传心授的，需要保持活态地传承。这些都是上一个历史阶段的创造、下一个历史阶段必须继承的人类创造的历史文明和历史财富。2006年我国建立非遗名录，分县、市、省、国家四级，至今已被政府正式确定进入名录的非遗超过10万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557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有43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我国的非遗名录项目越来越多。

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化灿烂辉煌，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山水各异，风景独特，每个地区都拥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脉络。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人们在自己的那一方土地上进行独特的创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这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灿烂，正是源于这种多样性。我们要保护的，也是它的多样性，不能让它减少，每一项非遗的减少，都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文化的一部分的光彩。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这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吗？

20多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普查、抢救、保护、传承等工作。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是没有文字的，没有文字记载，就需要对现有的资源进行口述调查，紧急整理，给所有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化建立档案，保存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口头文学（包括史诗、叙事诗、神话故事、歌谣、谚语等），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努力下，录入汉王数据库的超过10亿字，仅民间故事就有116万条。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多么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留给我们后代珍贵的财富。

建立非遗学

努力培养非遗保护人才

2011年前后，我们在非遗的普查和保护过程中，发现民间文化所依存的大量传统村落在瓦解、消失。后来，我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讲过一组村落调查和统计数字，在21世纪初的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仅仅10年内减少90万个，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耕国家来说，这是个“惊天”数字，它显示了我们的城镇化和传统村落消亡的势头迅猛和不可阻挡。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丰富文化遗产中，而村落是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至今还有至少一半的人仍在农村社区里种地生活，生儿育女，享用着世代相传的文明。现在国家已经意识到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2012年，国家层面启动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同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印发首个《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部署。还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成立了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以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投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特别是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20多年来，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创造力与独特性，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在这浩瀚文化海洋中的渺小。当然，即便我们已经整理出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也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现代生活方式的变革，大批年轻人离开自己的故土，涌入城市，导致许多村庄变得空荡，很多珍贵的文化也因此面临中断和涣散的危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但是，我们的保护方式也已不再是过去的抢救式保护，而是需要更加科学和系统的方法。因此，我提出了科学保护的理念。在此基础上，一个新的学科开始出现，那就是“非遗学”。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积极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我国，非遗保护更是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国家未来的发展紧密相连。所以我提出应科学保护非遗，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大学应该承担起培养非遗保护人才的重任，建立非遗学学科。作为这一理念的提出者，我深感责任重大，并已付诸实践。目前，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已经设立非遗学专业，并且是中国最早拥有非遗学硕士点的高校。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构建非遗学的元理论，搭建非遗学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为其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探索并建立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非遗保护人才。只有我们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具有文化责任的非遗保护人才来，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才能放心，也才算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