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推动下，安徽人民为保家卫国，踊跃参加抗日军队，打击侵略者。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是当时皖北的一支重要抗日地方武装，组建于1938年5月，总指挥余亚农，在余亚农的带领下，第五路军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共同抗日的主张，公开提出“一切向新四军学习”的口号，坚持与新四军密切合作，共同打击日伪，被称为“粉红色的队伍”。

早年曾多次参加反蒋、抗日活动

余亚农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军，率部打击北洋军阀。“二次北伐”期间，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余亚农曾率部防守黄河大桥，与日军激战。1929年，时任国民革命军一三一旅旅长的余亚农，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率部起兵反蒋，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余亚农协助王亚樵秘密组织铁血锄奸团，分工为“抗日宣传，并调查了解日本间谍、汉奸情况，以作为打击对象”。1933年，他参加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福建事变发生后，余亚农星夜赶往福州，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会合。1934年事变失败，余亚农又回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反蒋、抗日活动。

1936年8月，余亚农受李济深、朱蕴山等人的委托，与张献廷一起持密信去延安，“联系共同反蒋、抗日事宜”。他在延安逗留一个多月的时间，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全面抗战爆发后，率部和新四军互相配合，共同抗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余亚农在周新民、章乃器、朱蕴山等进步人士的支持下，接受李宗仁的邀请出任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指挥官。1938年春，余亚农召集旧部，组建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该部分为3个支队，共4000余人。第五路军创建不久，余亚农便率部出征，与日军发生多次激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9月8日，余亚农率第五路军的二、三支队收复亳县县城，并将指挥部迁往该地，接着又配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收复了涡河以北的汪伪据点乌山庙。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安徽人民的抗日斗志。从此，余亚农和他率领的第五路军在安徽的声誉日隆，其部队也迅速扩大到15000余人。

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司令员彭雪枫的领导下进入皖北后，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深入地进行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间，彭雪枫派联络科长任泊生与余亚农联络。余亚农亲往会见彭雪枫和支队各位首长，要求派干部帮助第五路军训练部队，互相配合，共同抗日。

应余亚农的请求，彭雪枫先后派20多名中共党员及50多名干训班学员到第五路军帮助工作。共产党员王少庸被委任为余部参谋处长，其他党员被派往二、四支队担任领导工作。王振鸿以干训班学员为基础成立教导队，学习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经验，用新四军的办法为第五路军培养军政干部。当时，第五路军还出版了一份名为《拂晓报》的油印小报，负责办报的都是共产党员。1939年春节，余亚农亲带大队以上干部前往彭雪枫的支队司令部拜年，并邀请彭雪枫到该部作了题为《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抗战前途》的报告。春节过后，彭雪枫和副司令员吴芝圃、参谋长张震及豫皖边工委书记张爱萍等到亳县县城与余亚农会晤，商谈统战、抗日事宜。

不久，余亚农在第五路军中公开提出“一切向新四军学习”的口号，并在行动中予以积极落实：在军事上，要部队注重学习新四军的游击战术，不去专搞制式教练；在政治上，学习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每个中队设指导员，负责思想工作和文化工作，并规定其与中队长具有同等的权力；在生活上，实行官兵一致……经过一番整顿后，第五路军的政治军事素质明显提高，与国民党的其他部队有了明显的区别。在当时的第五路军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响彻军营，干部中有很多人阅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国民党顽固派对余亚农向新四军学习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们不怀好意地说：“第五路军成粉红色的了。”余亚农听后回答：既然第五路军是“粉红色的队伍”，那我就是“粉红色队伍”的指挥官。

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

随着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第五路军也在新四军帮助下不断发展壮大。李宗仁辞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后，该职由国民党内另一位新桂系将领、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接任。廖磊上任后，为扩充自身的实力，便想方设法把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的各支武装予以吞并。他召开由自卫军各路指挥官参加的会议，布置所谓“整编事宜”。前来与会的余亚农看破其伎俩，便当众提出自卫军官兵多，而整编方案规定每路军整编为一个团，不仅规模太小，无法容纳。且大敌当前，对团结抗日的大局不利。由于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将领支持余亚农的正确意见，使廖磊的吞并计划失败。廖磊气急败坏，在余亚农返回驻地途中将其绑架。

余亚农被扣的消息传到第五路军中，引发了全体官兵的愤慨。他们立即自发组织进行营救行动，将部队向亳县方向集中。第五路军呼吁营救余亚农的电报发出后，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响。安徽地方知名人士群起谴责廖磊。其他几路抗日自卫军首脑也声明：如不放出余亚农，将以兵戎相见。迫于压力，廖磊不得不释放余亚农。此次事件，使余亚农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在一次讨论部队今后去向时，有的人主张：“五战区不容，我们到一战区去。”余亚农听后，感慨地告诉大家：“到哪个战区都一样。大家如不愿当亡国奴，只有参加新四军。”

1939年10月，廖磊因病死去，李品仙续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正酝酿发动“反共高潮”，因余亚农与新四军彭雪枫部合作良好，李品仙立即宣布取消“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的番号，撤销余亚农的指挥官职务，将第五路军改编为“第五战区第十一游击纵队”的一个支队。

消息传来，第五路军上下无比愤慨。余亚农在广大官兵的支持下，决定“抗编”。他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新桂系集团在安徽排斥异己、破坏抗战的行径。李品仙得到消息后恼羞成怒，下令通缉余亚农，并派出大军对第五路军进行“讨伐”。在李品仙的威逼利诱下，第五路军的一些军官发生动摇。为了避免爆发内战，余亚农率部转移到河南鹿邑一带，继续和新四军联合抗日。汪伪政权得到消息后，以为有机可乘，立即派人以“友人”的身份对余亚农进行拉拢。余亚农严词正告来人说：我是中国人，我有抗日的自由，谁也不能剥夺我不愿做亡国奴的权利。

同年冬，第五路军被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包围缴械，余亚农也被逮捕，后经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及社会人士营救获释。此后，他流亡于苏、鲁、豫、皖之间，在淮北经商耕地，以资糊口。在流亡生活中，余亚农更加主动、积极地接近共产党，并联络各阶层进步人士，为抗战和统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与共产党通力合作，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作出应有贡献

日本投降后，余亚农应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之邀，赴苏北解放区共商开展反内战活动，后经沈钧儒、沈志远介绍，加入民主同盟。他曾两次到山东，与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四纵队政委兼华东局国统区工作部部长曾希圣等商讨在国民党军中开展兵运工作。1948年民革在香港成立后，余亚农在合肥建立民革小组，在国民党部队内进行策反工作。1949年，余亚农与中共地下工作者一起在宁、沪、芜间进行策动起义活动，配合解放军进行渡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余亚农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皖北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皖北行署监委会副主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副省长等职，1959年去世，享年72岁。中共安徽省委员会在余亚农病危时，根据他本人的请求，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作者单位：民革芜湖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