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整理了邓初民多份未刊的个人资料、家人的口述实录，参照多位同期与他有所交集的历史人物史料和人民政协的公开资料，对邓初民从响应“五一口号”到新政协会议召开这一时期主要的历史活动和重要事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忆，其中多有首次刊出的史料和生动的历史细节，以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75周年。
鼓与呼：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共向29位民主人士发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邀请，邓初民亦在受邀之列。其后，中共又连续两次发出更大范围的邀请名单，邓初民都位列其中。从“五一口号”到新政协会议召开，邓初民是这段历史的一位重要参与者、亲历者。
5月8日的日记中，邓初民写道：“二时起来，过海到海陆通旅馆，访张克勤弟，随邀赴《华商报》座谈会，到有马夷老、郭沫若、翦伯赞、章乃器、张香老、王却老、黄药眠、狄超白、章汉夫、连贯、张殊明、王雨亭、黄长水诸氏，由刘思慕兄主席，说明为适应新形势关于中共‘五一号召’，希望诸位赐教，发言者有郭、翦、马、章及我诸人。”这段文字记录了《华商报》为响应“五一口号”召开的一次高层座谈会的情形。
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香港负责统战工作的领导与民主人士的商谈事实上已有铺垫。此前两日，在沈钧儒家中，由沈老主持，邓初民与胡愈之等民盟成员召开了关于民盟今后工作的商讨，这次谈话还邀请了连贯、潘汉年参加。连贯特别指出民盟现在应统一到当前的政治方针上来，这也为后续新政协的协商工作奠定了基础。华商报组织安排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很快就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活动。随后，邓初民连续几日投入写作，迅速完成了第二次座谈会的讲话稿，此文正是大家熟悉和经常引用的《怎样响应新政协会议的号召》。
在香港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连贯、方方、黎澍等大都是邓初民多年的旧识和好友。在集体讨论之外，他们曾多次与邓初民单独交流，深入沟通，有时在邓初民家中，有时在民主人士的聚会上，他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各个不同的场合。6月4日，邓初民与柳亚子、茅盾等125位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声明中他们说“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
“五一口号”发布后，政治形势仍极为复杂，团结民主力量、凝聚政治共识就成了极为紧迫的任务。邓初民积极参与何香凝、沈钧儒、李济深等组织的民主党派活动，利用社会影响开展对部分国民党将领、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联系国内进步力量，他们审时度势，推动民主力量的凝聚和扩大。与此同时，邓初民还以有力的学说和洞察为新政协争取舆论支持，与中间道路展开争论。
1948年8月，邓初民接受《新生晚报》记者刘粤生等人的访问。记者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中共号召开新政协，是否决心放弃了独裁；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及其必要性、重要性怎样。邓初民精辟的论述深深地感染了记者，采访结束后他们说给自己上了一课。在这场舆论斗争中，邓初民对新政协会议进行系统论述，先后发表了《新政协的任务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新政协与领导权及统一战线问题》《答施复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等文章，并与郭沫若等人出版了专刊《论新政协》，对新政协的关键问题予以了及时而有力的回应。
邓初民与多家海外报刊保持着密切联系，为进一步赢得支持新政协的国际舆论，他还为纽约的《华侨日报》等报刊撰稿。
安全北上：协商建国
1948年12月26日，在中共安排下邓初民等第三批民主人士踏上了北上的路程。由于前期民主人士离港已被香港政府和特务注意，此次行程更加危险，也加大了护送的难度。登船前，夏衍、周而复宴请了彭泽民、邓初民、茅盾夫妇、施复亮，孙起孟，洪深、章乃器一行。深沉的夜色中，他们有序靠近停泊在码头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片刻，朱蕴山、梅龚彬，孙茂荪偕李济深同来，在紧张的气氛中他们顺利登船。漫漫长夜，随时面临被抓捕的危险，他们终宵未眠，静静等待轮船开出码头。27日清晨，直至轮船驶离出海口，他们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他们在轮船上度过了近半个月的时光，也在船上迎来了1949年的新年元旦。当晚，他们举行了热闹的新年酒会，船长、船员与他们举杯同庆。茅盾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纪念册请大家签名留念，邓初民则请诸位在他的日记本上签名，留存下这段珍贵的记忆。
经历十多天的海上之行，在紧张、疲惫和喜悦之中他们终于盼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邓初民在日记中格外认真地记录了彼时的心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新中国的热切期待和满怀激动：“到今天为止，整整走了十一日夜，共二百六十四个小时，这时已看得见大连港口了，行将踏上已被解放了的自己祖国的土地，亲眼看到新民主政权的一切，并享受新民主政权下的各种民主自由幸福，这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而且这是被邀请来参加新政协的，也就是说来参加新中国的创建的，尽管我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只算得整个新中国建设里面的一块砖、一片瓦，但也应尽所担的责任。”
他们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新政协召开前期的工作。
协商建言：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2月23日，邓初民与在东北的35位民主人士乘坐“天津解放号”专列从沈阳出发，于2月25日中午到达北平。罗荣恒、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和民主人士100余人到车站迎接。邓初民一行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
不久，在中共的安排下，邓初民与郭沫若、许德珩等一行40人组成中国代表团，去往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他们于3月30日出发直到5月25日近两个月时间才回到国内。回京之后，邓初民便立刻投入到众多繁忙的公务之中，其中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最为主要，也是推动和联系其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为期5天。6月19日结束会议当天，会议临时主席周恩来提出谁还有临时动议，邓初民站起来，提议应由大会名义通电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敬。他的动议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在沈钧儒、许德珩的建议下全场起立向两位致敬。这个瞬间被《人民日报》的记者捕捉到，写成了通讯《“全体起立，向人民的领袖致敬！”——新政协筹备会休会前二十分钟速写》，刊发在6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次会议还成立了常委会领导下的6个工作小组，邓初民被安排在第三组，周恩来任组长，许德珩任副组长，第三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共同纲领》的草拟，这也是新政协会议最为核心的工作之一。邓初民作为政治学家，他先后就共同纲领的政治部分以及政治法律等内容提交意见。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第三组先后召开多次会议，报告起草情况，征求大家意见，几易其稿。
在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夕，于9月9日和14日，400多位委员进行了《共同纲领》的分组讨论，邓初民在第十组担任组长，中共人士杨秀峰主持。第四小组负责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的草拟，组长董必武专程到北京饭店向邓初民等法学专家征询意见，钱瑞升和王相之一同参加会谈。他们就第四组草拟的人民政府组织方案提出书面意见，并进行了补充说明，这也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方案最终确定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新政协筹备过程中，中共对参会的界别和人选也极为重视，几经协商，周密考虑。对于个人来说，是否能作为委员参与新政协会议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每一个党派和界别的人选都是经过多次酝酿和中共协商最终确定的。7月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国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推选参加新政协会议人选15人，邓初民位列其中；7月19日，邓初民参加民盟临时工作委员会，通过了民盟参加新政协会议的18位人选；救国会的人选较为复杂，经多次会议也于7月中旬最终确定。
1949年9月21日，在热烈的气氛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600多位各界代表云集中南海怀仁堂。邓初民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新中国这场盛会的召开。然而由于历经长期的危险环境、高强度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他不幸在会议期间突然病倒，周恩来立刻安排最好的医疗团队为其治疗，邓初民抱病参加了会议的选举工作，然而终因身体不支提前离会。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中共中央向他发出邀请，但也终因身体抱恙而未能出席。
（本文作者系邓初民曾外孙，学校教授，山西省政协第十三届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