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呼应一下黄宇光常委关注的托育问题。我建议托育工作应该划归到教育部门管理。”6月5日，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专题讨论中，全国政协常委蔡秀军“抢”到了话筒。

对于黄宇光常委在发言中谈到的托儿所建设的场地难题，蔡秀军深有同感并不吐不快。

已经做了爷爷的黄宇光在发言中谈到，他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他的孩子小时候就是在医院自办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度过了学龄前的时光。

“当时，企事业单位办托儿所、幼儿园几乎是‘标配’。但随着社会发展，很多企事业单位逐渐剥离了‘办社会’职能，不再自办托儿所、幼儿园，婴幼儿照护的任务开始主要由家庭自行承担。我们的调研发现，很多年轻家庭因为没人专职照顾孩子，就选择少生孩子或者不生孩子。”因此，黄宇光建议，在育龄员工较多的企事业单位应优先恢复托儿所建制。

蔡秀军也是一名医生，他工作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就是育龄员工较多的企事业单位。作为院长，年轻同事面临的托育难题，蔡秀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还专门去找了很多场地，尝试医院自办托儿所，但是结局很遗憾，因为不符合建设标准最后未获得政府部门批准。

“邵逸夫医院没能实现自办托儿所，不代表托育难问题没有解决方案。经过考察和探索，我认为，应把托育工作交给教育部门管理。现在我国的出生率逐年下降，幼儿园空置有所增多，把托育引导到幼儿园由教育部门来管理，既符合建筑要求又有人才优势，只需要再配备部分医护力量就能解决问题。”蔡秀军强调。

还没等蔡秀军放下话筒，黄宇光就“附议”了蔡秀军的建议。他还介绍道，目前上海已经实现由教育部门来牵头管理本市的托育工作，北京市政协近期也专门召开普惠托育专题座谈会，聚焦全方位推进普惠托育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诸多部门协同联动，达成行动共识。

不过黄宇光也坦陈，要实现普惠托育“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接受且方便可及”的目标，场地只是原因之一。除场地之外，尤其应该关注托育的普惠性和便利性，这需要政府引导同时加强社会激励和保障机制。

“比如普惠，就需要政府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帮助服务机构降成本，服务机构向消费者降价格。‘就近’和‘便利’则需要全面落实社区托育的配套建设要求，完善社区托育体系，引导各类各样的托育服务向社区延伸、向家庭延伸。这样，由政府引导并做好资源整合，实现幼儿园和普惠托育的优质资源共享和有机转化工作，才能适应社会和市场的动态需求，实现托育与医疗、托育与社区、托育与养老的融合发展。”黄宇光说。

全国政协常委尚勋武主动加入了讨论。他通过调研发现，托幼托育工作严重滞后是影响国家三孩政策乃至二孩政策或者育龄夫妇不敢生、不愿生、生不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应明确托育公共服务的战略地位。”在尚勋武看来，要像重视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样重视托育事业。为此，他建议将0-3岁婴幼儿托幼服务纳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范畴，托儿所布局规划列入公建配套，师资队伍建设纳入事业编制，整合教育、卫计和单位、社区、村社等资源，坚持“去营利化”突出“公益性”，构建科学合理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