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在整理党史资料时，在致公党驻马来亚总支部卷宗里，发现了一份珍贵的文件——那是1949年，为了庆祝新政协的召开，致公党驻马来亚总支部与驻雪兰莪直属总支部在致公党中央的指示下，共同向“新政协主席团及全体代表”发出的一封“快邮代电”，祝贺新政协的召开。

针对这份贺电，我们对致公党驻马来亚总支部整个卷宗进行了整理，打开历史的尘封，揭开一段致公党地方组织光荣的爱国历史。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事件，我们一起来看看致公党两个海外支部共同发给人民政协的祝贺信。

孕育：致公党在马来亚的组织发展与革命斗争

1949年，为了庆祝新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致公党驻马来亚总支部与驻雪兰莪直属总支部在致公党中央的指示下，共同向“新政协主席团及全体代表”发出的一封“快邮代电”原件，信的内容是：

在这划时代的人民革命行将获得全国胜利的时候，贵会代表人民的意志，肩负人民所赋予的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正义的领导下，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定国是，侨胞闻讯无任欢忭，尤望顺应人民要求迅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专政，使一切政权归于革命的人民。驱逐美帝国主义者退出国土，彻底消灭其帮凶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反动势力，以奠定我国永久和平，促进世界大同。

这份贺电不仅体现了中国致公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新政协的坚定立场，而且承载了马来亚华侨乃至海外侨胞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热切期待。

针对这份贺电，我们对致公党驻马来亚总支部整个卷宗进行了整理，打开历史的尘封，揭开一段致公党地方组织光荣的爱国历史。

中国致公党自1925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以来，一贯主张“一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而奋斗”，使“海外侨胞获得强国人民所应享之平等待遇”；组织活动区域与华侨的活动区域高度重合，除了国内的侨乡之外，海外组织活动主要集中在美洲与南洋两大区域。在南洋地区马来亚（包括今天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最晚到1931年致公党二大召开时，已经建立了雪兰莪、麻六甲（马六甲）以及彭亨等多个地方组织。

抗日战争期间，在马来亚的致公党人积极参与居留国的抗日斗争，并组织海外华侨投身国内的抗日战争。1938年10月，侵华日军从广东惠州大亚湾登陆，从而开始了对广东全境的入侵。致公党马来亚组织负责人官文森等南洋惠属侨胞召开南洋各埠惠州华侨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12月，南洋惠侨救乡会与香港惠阳青年会、海陆丰同乡会和余闲乐社共同商议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1938年11月，曾任香港致公党俱乐部副主任钟秀南致信南洋华侨，信中提到：“自惠州、广州相继沦陷，敌机轰炸乡土，海陆邑城及公平汕尾等处，毁店塌屋，死伤惨重。省道公路桥梁全被炸毁，空前浩劫，触目伤心，当前除加紧扩充自卫力量外，对救护工作，亦极重要，惟□□（注：原文无法识读，下同）连年失收，加以敌人封锁，经济来源甚为困竭，原有医院多因经费无着以至困顿，今后□救护工作，甚成问题，吾人情切同胞，对此自当设法兼顾”，“向南洋同侨共商办法，筹资援助，俾使救护队在惠属各县服务，庶几被伤同胞，不至因失医药而丧生，仁德善举，想诸君必乐于赞助也，耑此并致民族解放敬礼”。当时医疗救护的困境以及对南洋侨胞给予医药救护的期盼从信中可见一斑。而在5个月前，宋庆龄也已在香港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向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介绍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官文森为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个人出资组建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队伍的目标非常明确：“要把这个红热的心贡献给祖国，去慰问前线浴血苦战的英勇将士和流离失所的群众。同时，要把南洋侨胞们忠于祖国的热忱宣传给他们知道，提高他们抗战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文森队《告侨胞书》）王超、欧巾雄、李兆华、祝坤、贺玉兰、叶清秀和古秀英等七名女孩子组成的“文森队”，引起了海内外的巨大反响，被赞誉为“东江七大女英豪”。

抗日战争使致公党在马来亚的组织得到历练。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致公党开始恢复组织活动，重新整理各地党务。1946年7月开始对马来亚地区的党务进行整理。次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宣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到底，实现了党的历史的重大进步。会上，有多名来自马来亚地区的代表参加，官文森、甘善斋、郑逸民（郑天保）在会上当选为致公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荣隆、胡汉仕当选为第三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此外还有若干人当选候补执委和候补监委。致公党马来亚组织已然成为了致公党一支重要的爱国的海外组织。

致公党三大结束后，雪兰莪直属支部的致公党三大代表甘善斋、郑逸民（郑天保）返回马来亚后，按照致公党中央的指令通报了致公党三大的情况，并着手整理党务，召开招待会向新闻界及侨胞说明“本党过去的悠久光荣历史及现在的政治主张，并响应各民主党团呼吁，共同组织促进祖国民主和平联合会，加紧团结以图祖国之民主和平早日实现”，确立了扩大组织、“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作为新党员的目标。1947年9月7日，在雪兰莪支部党务整理的基础上，设立致公党驻马来亚总支部筹备处，委任官文森为筹备委员会主席，何存波、郑逸民（郑天保）、甘善斋等17人为筹备委员。到1948年年底，已经正式成立的致公党驻马来亚总支部，仅在雪兰莪地区，所联络的党员已达上千人之多，马来亚致公党组织的规范发展也为迎接新政协奠定了基础。

共鸣：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国致公党给予了热烈响应。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等12名在港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两封响应“五一口号”通电。6月9日致公党又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远在南洋的中国致公党人也在致公党中央领导下用自己的行动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5月4日，马来亚各州，包括新加坡、森美兰、雪兰莪、马六甲以及吉灵丹等地的华侨召开集会，反对蒋介石操控“行宪国大”并当选为“总统”，同时在集会上对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五一口号”表示拥护。其中以新加坡的集会最为盛大，致公党驻马来亚总支部与民盟马来亚支部、民进马来亚支部等十余个华侨社团共同出任主席团成员，致公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致公党驻马来亚总支部委员郑天保作为致公党代表上台发言。而在雪兰莪的集会中，致公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致公党驻马来亚总支部主任委员官文森作为集会主席发表开幕词。他号召所有爱国侨胞，支持人民解放军获得最后的胜利，从而达到早日成立联合政府的目标。

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民主人士先后分批在中共中央派往香港的钱之光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等周密安排与护送下，陆续进入解放区，受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1948年11月23日，应中共中央邀请，致公党安排陈其尤作为代表，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此后又推选官文森、黄鼎臣等人作为致公党代表参加新政协。1949年3月22日，官文森在给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陈演生的信中写道：“文森不才，荷蒙各同志谬推出席新政协代表，事问全民望治，文森敢不竭尽驽骀以副（符）雅望也。”可见致公党对驻马来亚总支部的重视。

此时的致公党政协代表中，除了陈其尤已经北上，其余代表还在香港、广州等地，而北上的经费，成为致公党面临的头号难题。1949年1月12日，陈演生在给驻马来亚总支部的信中写道：“新政治协商会议亦正在积极筹备召开之中，本党李（济深）主席、陈主席其尤经于去年底先后北上，与各民主党派共同筹备。其余本党之代表尚有数名亦准备不日北上，惟目前中央经费极感困难，所有代表之旅费及活动费，最少非有六七千元不可，此次中常会经决议此项数目，分由香港、南洋、美洲三方分担。……尽量设法筹募，数目不拘多寡……”

致公党中央的捐款号召发布时，恰逢马来亚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紧急状态时期，受到内乱以及戒严等因素的影响，马来亚的经济十分萧条，而致公党党员又多为普通劳动人民，筹款难度可想而知。即便如此，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9年4月20日，马来亚的致公党党员共向致公党中央汇出北上经费1004港币，党员们以拳拳爱国之忱，极大地解决了北上的经费问题。

1949年4月27日，官文森从新加坡乘船北上。6月15日至19日，他与陈其尤、黄鼎臣、雷荣珂、严希纯等人如期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9月21日至30日，出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破茧：迎接新政协贺电 数易其稿五次邮寄

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6日，致公党发表《中国致公党最近对时局之声明》，指出：“中国当前正是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决斗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势力要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决没有中间路线和妥协的余地。”

1月14日，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攻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奋斗。1月21日，致公党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明知大势已去，假倡和平，冀收拾余孽，为卷土重来之计”；毛泽东关于对时局的声明，“指斥南京反动政府和平阴谋，同时提出民主和平八个条件，词严义正。实为全国人民最低要求。”“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和平民主”“本党代表海外数十万华侨，伫望祖国和平统一、独立富强，自当同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到底，并盼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界同胞一致主张为幸”。

此时，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胜利在望，召开新政协、建立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也紧锣密鼓提上日程，致公党中央除了派员北上参加新政协外，还部署各地组织向新政协发贺电。3月22日，致公党中央向致公党马来亚总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叶蔼廷发去函件，提醒给新政协召开的贺电需要早日拟就。大约在六七月，叶蔼廷向致公党中央提交了第一份贺电草稿，请求致公党中央审阅。

此处还有个小插曲，7月15日，叶蔼廷收到了致公党中央秘书长陈演生的回函，尽管信中说回函附上了经致公党中央审核后的贺电草稿，但叶蔼廷却并没有找到，叶蔼廷推测“……或为当局检查信件检去乎，抑有其他缘由，真相实难明白……”于是，7月22日，叶蔼廷给陈演生通过普通航空平信第二次邮寄了贺电草稿，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文件丢失的情况，三天后，叶蔼廷又通过挂号信重新寄了一次与7月22日相同内容的函件。

对于贺电文稿，以叶蔼廷为代表的身处马来亚的致公党人不仅采用不同寄递方式邮寄同一内容的方式确保信息稳妥传达，而且对贺电草稿的内容也是“字斟句酌”。在7月25日寄出贺电草稿后，8月1日，按照此前的寄信习惯，叶蔼廷通过两种邮寄方式给陈演生寄去再次修订的文稿。“迨（上一封邮件）发出之后，吾等为慎重起见再将该贺词电文提出研究”（叶蔼廷1949年8月9日致陈演生信），考虑到当时马来亚的政治局面以及马英政府会对邮政进行严格敏感检查，叶蔼廷等人决定：“……以文中之‘帝国主义’及‘奠定亚洲和平’两词，恐引起当地政府误会，故再将前稿略为删改……”根据目前存档的最终定稿的贺电内容，推测是将“帝国主义”改为“美帝国主义”，将“奠定亚洲和平，促进世界大同”改为“奠定我国永久和平，促进世界大同”。

尽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贺电中“新政协”的称呼并不准确的，在贺电定稿后的一个多月，9月17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提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已被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因为贺电是提前准备，准备时尚不能确定新政协的召开时间，所以贺电原稿无法落上具体日期。按照计划，从马来亚寄出的贺电除了发给新政协主席团外，同时还有三份同样内容与格式的文件一同寄出，等到新政协召开时，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与华商报三份重要报纸上同时刊载。这种“超前”而又严谨细微的准备，足以展现致公党中央和在马来亚的致公党人对召开新政协的重视和对国家和平发展前景的美好祝愿。

前进：团结侨胞 支持新中国建设

人民政协的成立，也进一步激发了马来亚致公党人的热爱祖国与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热情。官文森参加完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一届一次会议后，回到香港，在给叶蔼廷的信中写道：“此次政协大会，集全国海内外多阶层多党派领袖于一堂，共商国是，订定共同施政纲领，组织联合政府，顺利进行，空前盛况，本党已成合法政党之一，今后同志应如何努力，执行共同纲领，发展党务，早日完成新民主主义之新中国，是为我们之最大任务。”

随着1950年1月英国政府正式承认新中国，马来亚华侨华人的爱国热情得到进一步释放，依靠致公党中央的支持，马来亚致公党人则用更具体与更公开的行动支持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1月16日，包括致公党人叶蔼廷、官文森夫人梁英在内的30余名华侨公开发表《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周总理暨祖国同胞致敬电》：“今后自应促进当地各民族之亲睦，为马来亚之和平与繁荣而努力，并协助祖国之生产建设……”并积极响应号召，购买祖国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帮助医治战争创伤，解决新中国的财政困难。

（本文作者冯雪彬为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和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委会宣传处处长，童明为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党史和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