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大运河申遗前后的工作中,全国政协进行了大量调研、提案和协商议政活动。
如今,在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之际,我们约请全国政协委员回忆他们在推动大运河申遗,以及申遗成功后大运河文化带、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工作中,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
在马不停蹄的长江考察途中,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他告诉记者,6月21日考察结束,就得立即从武汉赶往江苏省常州市,参加22日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在现场作《考古视角下的大运河文化》的演讲。
贺云翱有个习惯,每次参与大运河调研和进行相关考古工作,都会写日记。因此,聊起与大运河的故事,贺云翱如数家珍……
与大运河的缘分
我与大运河结缘,大概开始于1985年到1986年主持的社科类学术杂志《东南文化》的编辑工作。后来对洪泽湖大堤和泗州城遗址的考古,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提供了工作支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研究我国东南文化时,我注意上了大运河,也查过好多资料,认识到不管是隋唐大运河,还是京杭大运河,都对我国东南区域城市的发展发挥过重大作用。
于是我在《东南文化》上组织了专门的稿件讲大运河文化,杂志社还发起了大运河文化的讨论会,这算是我对大运河文化关注的开始。
隋唐大运河的重要工程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连接黄河与淮河,隋唐时期叫通济渠,后来也叫汴河。在通济渠与淮河的接口处,有一座城市叫泗州城,清代康熙年间被洪水淹没而埋到地下去了。2004年3月到8月,我负责了古代泗州城的考古勘探。
经过五六个月的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埋藏在地下的城址以及城墙、道路、城门等遗迹,还有一些主要建筑区的所在,应该说有所收获。
后来我们还应淮安市的邀请,开展了洪泽湖大堤的考古工作,在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时,它被纳入到申遗项目里去了。
在做这两个考古项目的时候,我也再次查了很多与大运河相关的资料,可以说我对大运河文化的考古研究,是从那段时间开始的。
2008年,江苏省文物局给了我一个课题,开展大运河江苏段世界遗产资源的调查。我带领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的专业人员一起,从徐州一直到苏州进行调研。因为做过泗州城和洪泽湖大堤的考古调查,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这次调研也是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做了一些基础工作。
这次调研之后,2010年,我的两位研究生到扬州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参与实践工作,这期间他们遇到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也会把我的一些想法带到申遗工作中去。
大运河除物质遗产外,沿线还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申遗的时候,没有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时申报的所有遗产形态也都是物质性的文化遗产。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纳入申报项目,我还是提出过建议,希望大运河在申报世界遗产时,也能够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我们研究所每年都会承担相应课题,参与一些运河专题博物馆建设,以及大运河文化遗产相关保护规划的制定。
深度参与大运河研究工作
我对大运河特别是江苏段的世界遗产保护问题研究工作,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没有间断过。这期间每年都会做大量调研,先后形成了10份以上的调研报告,提出了各种建议,也发表了诸多学术文章。
申遗成功之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和要求等,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17年7月初,江苏省安排了“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的课题,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把这个课题交给了我们研究所。
我本人比较深度地参与到大运河文化的保护利用活动中,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们比较多地开展了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策咨询调研。
这次调研进行了将近一个月,我带领一个小团队从山东出发,进入江苏,一直跑到浙江境内。虽然我们是以江苏境内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为主要考察对象,为了做比较,对相邻的山东、浙江两省大运河也都做了调研。
通过对比调研,我看到了大运河沿线世界遗产点的保护现状,也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此提出了工作建议,形成了调研的决策咨询报告。这份报告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很多建议在此后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的建设中被采纳。
重要的考古发现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如果对提案对象没有深刻了解,很难总结提出高质量的提案。2018年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除不断做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的决策咨询课题调研外,又一次开始了大运河的考古。
2018年,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我提交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相关提案。
十三届全国政协期间,每年全国两会我基本上都会提交涉及到大运河相关问题的提案,也积极参与全国政协相关调研和双周协商座谈会等活动。
除调研外,考古的本职工作也不间断。我先后做了包括大运河古邗沟段,以及大运河重要支流通扬运河等4项考古工作。还推动了包括南通如东唐宋国清寺遗址公园、通扬运河博物馆在内的大运河沿线文博场馆建设。
期间,有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比如发现了汉代射阳城遗址。它位于大运河最古老的一段,即古邗沟的中部地区今宝应县射阳湖镇境内。这座古城与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有关,他就是在鸿门宴上救了刘邦的项伯,西汉政权建立之后,刘邦为了感谢他,赐刘姓,名刘缠,封为射阳侯,射阳城就是他的侯国封地。同时,我和南大考古团队在宝应古县城中心区开展了运河遗产调查和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大运河河道遗迹和当时的瓷器标本。我们还在南通市如东县隋唐“掘沟”运河顶端的古代掘港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国清寺遗址,其确定了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我在2018年曾提出建议,希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带和大运河文化带协同发展。大运河除是世界遗产外,还曾和丝绸之路发生过关联——大运河文化带的南端为宁波,是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城市。
2015年,我们在如东县开展考古工作,找寻国清寺遗址,后来当然非常幸运地找到了,并且在国家和省文物局及如东县委的支持下,从2018年到2020年,进行了3年发掘工作,发现了国清寺遗址的建筑遗存,也发现了很多的陶瓷器物等,确认了这个重要遗址的存在。
因为与当年的日本遣唐使有关,国清寺遗址的发现也引起了日、韩两国学者的注意,我后来还应邀去日本和韩国的大学作报告。可以说,当年这项与大运河及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古发现产生了一定国际影响。后来我又带领团队对遗址进行保护,也推动它的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建设。现在,掘港国清寺遗址公园已经向社会开放。
从考古发现到考古发掘,再到考古遗址公园及博物馆建设,我还推动了国清寺遗址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一切都很顺利,现在它已经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遗址点。
这是一次很成功的考古发现。据当地人讲,现在到如东旅游的人,基本上都要到国清寺遗址公园看一看。从实地考古到提出提案,到最终参与建设遗址公园,让我觉得很自豪。
这里还得提一个插曲。当年去做考古发掘的时候,国清寺遗址所在的这块土地已经卖给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我们在如东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把它给“抢”了回来,并完成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这期间跟开发单位也进行了很多艰苦的交涉,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
2018年,我们又顺着通扬运河一路到了如皋市,非常顺利地在如皋市境内发现一段古运河即隋唐“掘沟”遗址和位于“掘沟”遗址旁的徐家桥遗址。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这两处遗存都是隋唐时代的,正是唐开成四年即公元839年日本入唐高僧圆仁所在的日本遣唐使团去扬州及长安所行走过的运河河道,也就是隋炀帝时期开挖的“掘沟”运河遗迹。这两处遗址是南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遗迹。
接着我们又在徐家桥遗址的附近,也就是现在如皋市市中心的古城区进行考古,又发现了唐代的水井唐代的瓷器,这些文化遗存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我立即提出希望建立通扬运河博物馆,被如皋市委、市政府所采纳,现在博物馆正在建设中。除如东国清寺遗址公园之外,南通也在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建设项目,已经建起馆舍,开展布展。
古邗沟上的汉代射阳城遗址、唐宋运河遗迹、通扬运河上的国清寺遗址、徐家桥和“掘沟”遗址、唐代如皋镇建筑遗迹等的考古发现,我想要从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传承、利用这些角度来做工作,而不是单纯写一篇学术文章或者出一个学术成果,这是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工作思路,也是我们的前人、历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参与大运河申遗的专家们的工作思路。与单纯做考古学研究或者遗产研究的学者相比,稍有不同的是,站在全国政协委员的角度,把大运河的优秀文化发掘出来、展现出来,同时保护好、弘扬好,是我的工作目标。
有成就感的议政建言
在履职过程中,我积极参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调研,想通过这些活动更进一步地来认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特点、内涵和价值,从而思考怎么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和利用。
“无调研、不提案”,调研和考古工作,都是我为了实现提案中的目标而做出的努力。
除了全国政协组织的调研活动外,我一直坚持自主调研,也通过大运河的考古工作获得一些亲身体验,从而更好地为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建言献策。
有几个建议值得一叙。比如我提出江苏省的大运河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还先后提出把泰州、南通、盐城、连云港、南京等城市列入大运河文化带等,这些建议都被江苏省委、省政府采纳。
通过调研获得真实的认识,再把它变成决策咨询的提案建议,然后进入到政府决策中,这些工作都是比较有实效的。我不仅做了,而且做了之后被政府采纳,落到了实处,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2018、2019年,全国政协关于大运河的调研来到河北、天津和山东的北部地区,我看到很多大运河河道里都没有水,有的放牛放羊,河床上都是羊屎蛋,当时心里特别难受。这跟我在江苏调研时看到的景象完全不一样!
江苏境内的大运河上是船来船往,运河与两岸城乡发展、人民生活、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高度交融在一起。江苏做过统计,大运河江苏段从南到北,每年能够达到近10条高速公路的运输量。水运不仅能够节省大量的土地、燃料,还实现了人民的生活供水和农田灌溉,同时助力减少碳排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所以,在看到大运河部分河道干枯时,我和调研组的其他委员提出建议,希望通过水利工程建设更好地复活大运河,实现大运河全线特别是山东以北到北京的河道里有水。对此,我印象很深。
如果大运河被复活了,解决的不仅仅是运输问题,对于解决华北地下水开采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沿线生态环境、空气湿度、沙尘暴治理等,都能起到很多积极作用。
调研中有水利部的同志随行,在听到委员们的建议后表示,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可以借用古运河河道进行输水。很快,在得知北京、天津、河北枯水的大运河河道有水后,我们还进行了原地回访调研。看到人民群众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笑容,说明全国政协在调研中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很好落实,我感到政协工作卓有成效。
对大运河未来的展望
在调研中,我们针对大运河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博物馆建设,以及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发现问题、提出建议。我把建议写进调研报告里,有的形成了提案,这些提案后来也得到了文化和旅游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的积极回复。
2022年4月28日,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我们当时所提出的建议设想被进一步实现。
整个大运河海拔最高的地方在山东济宁南旺分水枢纽,曾经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它也是只剩下河道的状态。大运河全线通水后我又去看过,南旺原来的河道继续以遗址的状态保存,从旁边又开挖了新的河道,解决了海拔差的问题,帮助实现大运河全线通水。
其实大运河河道从古至今都是在不断改动和调整中,南旺让我看到了不仅是京杭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重新开通的希望,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是可以对河道稍做一些线路改动的。应该说,我国淮河以北区域的水上运输非常落后,值得引起有关部门注意。
我曾经和学生们对中国大地的水上运输线路做过研究,发现中国水运最发达的几个地方,一个是沿海,一个是长江流域,一个是珠江流域;最薄弱的是华北和中原一带,恰恰就在古代的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线路上,这些区域的水上运输几乎是空白。我感到很遗憾。因为所有的水运发达地区都是当前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比如长江经济带区域、珠三角地区、沿海地区等,水上运输对于城市经济的支撑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如果全国政协能够继续通过调研创造条件,推动国家有关部门来恢复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上的水运线路,填补目前中原地区和华北地区水上运输几乎是空白的状态。我想,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近日在考察长江时了解到,三峡工程除最主要的防洪功能外,还有发电、供水、生态、文旅、城市发展等功能。今天来看,它不仅实现了主要设计功能,还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了三峡库区的脱贫问题。三峡库区的库头在湖北宜昌,库尾在重庆江津,三峡工程的建设让重庆发展成为直辖市,带动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让宜昌发展成为湖北省第二大城市,库区整体的现代化发展也达到了较高程度。此外,工作人员还讲到库区泥沙量大幅减少,整个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三峡大坝发电能力远超原来设计,库区的航运功能也大大提升,达到设计的10倍以上,现在马上要开通第二条航线。
从这里我就想到大运河的重新开通,充分发挥航运功能,表面上看是为了水运,但是它会带来沿线的城乡建设、文化繁荣、农业发展、地下水位提升、生态改善等多方面的综合价值。
以前人们认为铁路公路运输似乎是可以取代水路运输的,但现在看来水运成本最低、运输量最大、最生态环保也最安全,它还是保有独特作用的。我认为,越是提倡生态文明建设,水路运输的优势越大。现在有些城市提出用水上巴士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说明人们正在重新看待水上运输,看待大运河的功能和价值,看待古代运河和中华文明的支撑关系,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为一项现代化事业。
现在大运河已经初步实现全线有水,想要真正实现像古代大运河,或者像今天江浙地区的大运河同样重要的运输功能,应该是建设山东以北和安徽到河南段的大运河,这是需要有关部门着重考虑的问题。比如安徽现在正在搞“引江济淮”工程,在合肥旁边从长江打通一条河道直通淮河,实际上它也是可以通航的。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向北,让河道穿向淮河以北地区一直到河南境内,把古代大运河的这条航线给打通。
这样一来,新时代的大运河就出现了。
现在大运河在山东济宁以南是通航的,在之前的调研中,曾有人提出济宁向北一直到北京这一段先通航,涉及到如何解决大运河穿过黄河的问题。其实这是有案例的,在江苏,大运河穿过淮安的淮河,有好几条河道交叉,包括淮河入江水道、苏北灌溉总渠等,被称为“水上立交”。如此看来,大运河穿过黄河的问题,在现代工程技术方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完全能够解决。同时,这些航线打通后,能够大大改善我国华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目前水上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局面,并且实现其他方面的综合效能。
我还曾建议把大运河淮安-扬州段建设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国家级示范区。目前为止,淮扬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经验,具备打造为国家级示范段的基础条件。
为了实现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这三个目标,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开展,还需要进行常年的调研,总结经验、发现不足,让成功的经验能够得以推广,已经取得成就的地方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我希望,今后全国政协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面持续发力,也为长城、长征、黄河和长江的几个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充分发挥大运河的先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