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中，李汉俊是“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董必武回忆李汉俊时也曾说过，“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由生至死，李汉俊37年的人生中，大部分时间扮演着“马克思主义布道者”的角色。

回首建党之路，我们在先辈共产党人的身上，可以更多地汲取前行的力量。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号汉俊，曾用笔名李漱石、汗等。1890年4月，李汉俊出生在湖北潜江沱埠垸（袁桥村）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李金山共育有3男4女，由于长子书麟早丧，他将希望寄托在次子书城和三子汉俊身上。

1904年，李汉俊与二哥李书城在好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并于1915年7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成为官费（公费）生。在求学期间，李汉俊除学习主课外，还积极学习法语、德语、英语。他曾说：“我们求学就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

后来，经他介绍入党的著名作家茅盾（沈雁冰）曾感慨地回忆说，如果不从事革命，李汉俊“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但他却偏偏做出了迥异常人的人生选择，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1918年7月，李汉俊归国，寓居上海，带回不少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6月，戴季陶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李汉俊应戴季陶的邀请加盟《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李汉俊的革命热情似火焰，一年间《星期评论》共发表5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有38篇为李汉俊所作。

这年10月，英国在华情报机关收到报告称，李人杰是两名居住于上海法租界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李人杰是李汉俊的笔名。

李汉俊和董必武都是湖北人。董必武曾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提及：“李汉俊新自日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回国，住址与上海霞飞路渔阳里湖北善后协会很近，故常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员詹大悲、查光佛等来协会闲谈。李带有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本书刊，我借读后，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

李汉俊向来沪寻找救国之路的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久，五四运动武汉地区的学生领袖陈潭秋也来到上海。李汉俊向董必武、陈潭秋等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推荐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几位湖北人在黄浦江畔彻夜长谈，相互砥砺：中国革命要胜利，非遵从马克思主义不可。1971年8月4日，85岁高龄的董必武回忆中共一大和共产党湖北早期组织的情况时，多处谈到李汉俊，其中谈到：“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我们也弄不懂，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

1920年2月中旬，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陈独秀来到上海后，住在渔阳里。他和李汉俊都住在法租界，两家相距不远。陈独秀专门拜访了李汉俊，而立之年的李汉俊在沪已颇有名气。此后，陈独秀便成为《星期评论》的座上客。

最初在法租界三益里居住时，李汉俊的嫂子、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已发现李汉俊的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有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相同的理想和目标很快使李汉俊和陈独秀走到一起，他们也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和亲密战友。

参与筹建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由北京来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讨建党的问题。在沪期间，维经斯基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编辑部和一些进步社团负责人，并举行了几次座谈会。李汉俊与陈独秀每次都参加了座谈，认真听取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后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介绍。通过商谈，陈独秀和李汉俊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前身。

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党组织。

7月19日，在上海举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会议上，李汉俊和陈独秀等坚决赞成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不久，李达从日本回国，在上海首先访问了陈独秀，他们谈起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事，陈独秀告诉他自己正在和李汉俊准备发起组建有关组织，并邀请李达一共作为发起人。

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的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陈独秀任书记，主要成员包括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发起组决定由李汉俊负责联络各地的共产主义者。

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才改称为“共产党”。

上海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后，李汉俊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并积极与各地的马列主义者或先进分子联系，发展党员，推动成立各地方组织。当时，李汉俊写信给在湖北的董必武，要他在武汉筹备党组织。

董必武接到信后，立即与陈潭秋等谋划。1920年秋，湖北党早期组织在武昌抚院街的董宅成立。年底，李汉俊在回乡途中，还特意在董必武的家中停留，为湖北的党组织深入讲解唯物史观。李汉俊还介绍过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金斯基的助手马迈耶夫夫妇到武汉协助湖北党组织开展工作，并通过对董必武与湖南的关系支持毛泽东等人组建长沙党组织。山东的王尽美也是通过对李汉俊文章的学习，并在李汉俊的支持下成立了济南的党支部。

投身早期工人运动

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帮助筹建各地党组织的同时，还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积极支持上海的工人运动。1920年4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出席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陈独秀还在会上做了题为《劳动者底（的）觉悟》的演讲。他说：“社会上各种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尊贵”。

1920年5月1日，李汉俊与陈独秀联手在《星期评论》《新青年》同时出版了“劳动纪念号”。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强盗阶级底（的）成立》，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发财致富，工人受压迫和剥削的秘密。

1920年8月15日，他们又一起创办了《劳动界》周刊，这是一份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以简明通俗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比喻，向工人阐明了劳动者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达到启发工人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目的——该刊是我党最早创办的工人刊物，被誉为“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李声馥生前说：“父亲虽然没有做过工，但是他深切同情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为工人阶级的觉醒而呐喊。作为《劳动界》的主编，他在发刊辞中写道：‘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他还指出工人之所以穷的原因，号召他们起来反抗。”

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成立。李汉俊是发起人之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担任第一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向全国各地寄发信件进行联络，在北京、长沙、天津、武昌、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青年团，成为建党前后十分活跃的革命青年组织，起到了党的助手和后备队的作用。

10月3日，上海第一个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在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开发起会，李汉俊和陈独秀一同莅会，并被聘为名誉会员。

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创刊，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这一天是十月革命纪念日。

这一年的12月16日，陈独秀离开上海赴广东，委托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同时将《新青年》杂志也交给他和陈望道主编。陈望道的《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说：在党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做工作比较多的是陈独秀、李汉俊”，陈独秀赴粤后，“要紧的事，由李汉俊、杨明斋和我三四人讨论”。包惠僧的《怀念李汉俊先生》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陈独秀的南下进一步推动了广东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加速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步伐，使1921年间的全国革命形势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新局面。

据李汉俊嫂子薛文淑回忆：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李汉俊真是煞费苦心，他把教书所得收入和经常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大都用于革命之需，有时为了党的活动经费，甚至把当时已故爱妻的金银首饰送入当铺，后由她帮忙赎回。

从容应对密探与巡捕

1921年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

晚上8点多钟，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从后门闯入，掀开门帘用狡猾的目光扫视着会场的每一个人。这个不速之客的不期而至，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陌生人吞吞吐吐地含糊其词：“我找各界联合会的王社长，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表示抱歉以后，匆匆忙忙地转身离去。

此处附近是有个各界联合会，但这个组织并没有设社长，也没有姓王的人。代表们感到非常奇怪。

“你们是否认识这个人？”马林警觉地问道，代表们纷纷摇头。“我建议终止这次会议，各位分别离开。”马林具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警惕性很高，他察觉出了这个陌生人的危险性，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包打听”（即密探），并建议会议立即停止。于是，各位代表接受了他的意见，开始纷纷撤离会场。

为了掩护同道者，李汉俊留了下来，以屋主亲属的身份与随后而来的法国巡捕周旋。同时，留下的还有陈公博。

果不其然，才刚刚过了一刻钟左右，房外响起了警笛声。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在望志路口停下，车上冲出10多个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3名法国警官带着4个中国密探进入了室内。他们不由分说，翻箱倒柜地搜查，随后又跟进来几个翻译。他们在李公馆仔细搜查了足足一个小时。

其实在之前搜查的时候，巡捕们搜出一份党纲的草案，但因字迹模糊，涂改得很乱，他们以为是一份无关紧要的碎纸，没有重视。这次搜查过后，法国总巡傲慢地用法语盘问道：“谁是这屋子的主人？”“我。”李汉俊从容地用法语回答。“你们知不知道开会要事先上报？你们在开什么会！”“我们只是几个北大教授在谈论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没有开会。”总巡恶狠狠地瞪着眼，问道：“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还有，刚刚那两个外国人是谁？”李汉俊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我身兼商务印书馆编辑，也是一名教员，所以，什么书都要多看看，也作为参考、研究用途。至于那两个外国人，他们只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跟随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来上海探讨学术问题的，在这里聊聊天。”

李汉俊的长女李声馥在《我的父亲李汉俊》一文中转述继母陈静珠的回忆：“当法租界巡捕搜查时，父亲发现会上起草的党的文件正压在桌上玻璃板下，他一面用法语与巡捕们交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一面机智地用身体挡住桌子。这样文件才没有被发现，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的发生。”

李汉俊用他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胆识与法国人周旋着，总巡也查不出有力的证据，之后在盘问陈公博时，也没有问出所以然来。巡捕们在搜查中并未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将军的公馆，同时由于李汉俊利用编辑“新时代丛书”的工作，灵敏地把巡捕的盘问应付过去，最后化险为夷。巡捕丢下了一句话：“你们这些个知识分子，以后集会要事先上报，不要有任何的政治企图，今天没有证据，便宜你们了！”一番折腾过后，巡捕一无所获，转身悻悻离去。

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在《对一大情况的点滴回忆》说：“党的一大的召开，当时我并不知道，因我文化程度低，对革命并无了解。而且汉俊和朋友们常常在家聚会，都可称是开会。我只是记得有一天，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后来回想起来，那次可能就是在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至于李汉俊到底对那些家伙说了什么，他因在37岁已牺牲，未留下回忆资料。据包惠僧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披露：“过了约在两个钟点的时候，我再回去看看。据汉俊说，有十几个巡捕和包打听来搜查了一番，并没有搜去什么，他们问我们开什么会，我回答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会。好在他们都知道这是阿哥（即李书城）公馆，最后还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走了。”

这个插曲所幸有惊无险，代表们逃过了这一劫。而李公馆也被法国人安排了密探盯梢，这里再也无法作为中共一大的会场。

中共一大的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李汉俊没有出席。

1927年，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被捕，当晚9时被杀害，时年仅37岁，是中共一大代表中英勇牺牲的第一人。

（本文作者为武汉东湖学院特聘教授，毛泽东文献博物馆副馆长，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会副会长、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