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一段特殊的历史造就了海峡两岸的分隔，也造成一批骨肉分离的家庭。这些家庭，有着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悲欢离合。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台湾研究学者徐博东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1986年3月11日的晚上，一道电波穿越海峡两岸。

“我是你们的大哥徐博东，我十分想念你们，想念阿妈。阿爸平日就十分想念你们，这次病重，昏迷之中都还念着你们的名字，十分想见你们一面，见到了就是死了也瞑目。要是有可能的话，请你们设法尽快赶转来相见……”

时值海峡两岸往来隔绝时期，在父亲病危之时，举目无亲的徐博东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部，通过空中电波，向着海峡对岸深情呼唤，希望母亲和三个弟弟能来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

几十年后，徐博东在历时6年写下的长达40余万字的家史《台海情缘——一个家族的历史见证》（以下简称《台海情缘》）中记录下了这动情的一幕。

6月11日，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台海情缘》一书在北京召开新书发布会，并举办相关座谈会。

《台海情缘》详尽记叙了徐博东家族的真实故事，从父母及其战友参加中共地下工作入岛迎接解放，到家庭骨肉分离四十年、子承父志继续对台研究工作等，此外，还有父亲徐森源的革命战友钟浩东、徐新杰、陈仲豪、谢汉光等革命前辈故事。

为写作本书，徐博东搜集了大量史料，走访相关历史现场，采访健在的当事人，奔波于海峡两岸、大江南北。正如他所说，“撰写出一部完整真实的家史正是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大时代下国家民族的命运与拼搏和两岸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是台湾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翻开《台海情缘》，一个因时局动荡与宝岛台湾息息相关的家族故事就此展现，在百年沧桑里，无数亲人、战友、同学、同事们跌宕起伏的事迹，被勾画成色彩斑斓的时代画卷。本文摘选书中部分故事，让我们循着徐博东的笔触，一同揭开那风云跌宕的时代一角……

▶▶▶时代的召唤

1918年6月10日，我的父亲徐森源出生于广东省蕉岭县兴福乡（今蕉城镇）黄田头墩背村一个农民家庭。

1928年的夏天，父亲随祖父到汕头继续上学。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蕉岭穷山沟，来到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海滨邹鲁汕头，对于那一年才刚刚11岁的父亲来说，甚是新奇。从此，父亲的人生道路开始了第一个转折。

那时的父亲在正始小学读书时进步很快，各科的学习成绩都很好，尤其擅长国文和演讲。

20世纪30年代初，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年代：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汕头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杂志的影响熏陶下，少年时代父亲的心田里，深深地埋下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种子。他爱国热情很高，成为汕头市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所有这些，都对日后父亲的人生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平、津沦陷时，此时暑假还没过一半，父亲就拉上3名最要好的同学成立了临时宣传队，利用暑假到抗日宣传比较薄弱的乡下——雁洋和松口一带去贴抗日标语。

此后，经过抗日救亡运动的锤炼，以及受进步书籍影响和对时局的加深了解，父亲的思想渐趋成熟，受到马列主义理论认识的启蒙，也对中国共产党以往的艰苦斗争和它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逐渐有了认识。

1938年，父亲加入丘念台发起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自此，从学校迈入社会，在抗日烽火中匆匆行走在罗浮山上，开始了他新的曲折的人生历程。

东区服务队在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后改成第七战区）管辖，然而当时，队里从延安回来的中共党员组织了秘密党支部，并与兴梅地区的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等我长大成人后，父亲每次对我谈到东区服务队时，总会说：“东区服务队表面上丘念台是队长，但实际上是由中共地下党在主导。”

随着日军侵占潮州、汕头后，1939年6月间，接到指令的东区服务队步行开赴潮汕前线，开始了长达6年之久的抗日救亡征程，直到1944年3月被解散。

这期间，我父亲徐森源于1943年10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外，他还在东区服务队邂逅了我的母亲潘佩卿，两人由相识相知到相爱，在1944年元旦喜结良缘，同年10月，我出生了。

▶▶▶“白皮红心”的地下工作战士

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东区服务队一直有怀疑，干脆于1944年初宣布解散东区服务队。

解散后，中共地下党秘密安排一部分东服队队员转移到东江纵队去。不久之后，父母也接到指示，要他们去罗浮山投奔东江纵队。

而此时的我尚在襁褓之中，于是父母亲决定返回蕉岭家乡，把我交给了阿婆哺养，再动身去罗浮山参加东江纵队。

阿妈绝对没有想到，她这一去，再见面时我已经是40多岁的壮年人了，而她自己也已经是60多岁两鬓斑白的退休老人。

由于日本投降，国民党新一军进攻罗浮山，东江纵队转移他处。

那时候，国共两党重庆和谈正在进行，但粤东地区却风声鹤唳，战云密布，看不到一丝和平的气象。

与东江纵队失之交臂，父母亲的人生经历，在这里再一次拐了个弯——踏上了去台湾的轮船，需要利用旧有的社会关系找职业掩护下来，进行地下工作。

经上级同意，1946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我的父母亲徐森源、潘佩卿，偕同蒋碧玉母子、李南锋、丘继英、徐新杰等一行数人由广州乘坐沙班轮，与首批撤离广州的台胞一起离开大陆，启程去台湾。

不多久，父亲母亲都在基隆中学任职，父亲担任起基隆中学事务主任，他回忆说：“从1946年5月到1947年11月，我在基隆中学工作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那时候，在校内外搞了一些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在学校里团结了一批进步同事。”

基隆中学不知不觉成为台湾北部地区一所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重要据点。

1947年11月，父亲答应刚刚被国民党中央委派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丘念台，到台中担任“国民党台中县党部书记长”。

实际上却是在组织的安排下，搞“白皮红心”的工作。

何谓“白皮红心”？即钻入敌营首脑部做秘密工作，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同时也被危险笼罩。用“白皮”来掩盖“红心”，掩盖不住，露出马脚，就会有杀身之祸。

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两年，父亲一直扮演着与狼共舞的“双面人”身份，在此期间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但在1949年8月，国民党当局以基隆中学“《光明报》案”为突破口，开始了对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势力的大清剿、大整肃，白色恐怖在全台继续蔓延。

作为中共地下党党员，父亲的亲密战友钟浩东等，在台湾的城市乡村、深山密林，在马场町刑场，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国家民族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热血乃至宝贵生命。

随着不少人相继被捕，危险在临近，组织决定让父亲迅速撤离台湾，出于种种原因决定家属暂不一同撤离。

然而离台的道路又是几经风险。

最终，1949年10月19日，父亲等人通过他人代为买票、查验身份后再交换机票得以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

▶▶▶望眼欲穿四十年

在父亲因牵涉中共地下党“基隆中学案”，只身撤往香港时，母亲才28岁，大弟徐基东3岁多，二弟徐海东才1岁半，三弟徐思东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未出生，一个家庭自此第二次离散，天各一方，散落在海峡两岸。

原本说“很快就会团聚”的家庭，谁能料到，竟在时代变迁的大潮中，骨肉离散、隔海相望了整整40年之久。

这期间，母亲孤身一人拉扯三个幼小懵懂的孩子，虽有来自父亲的暗中接济，但毕竟杯水车薪。

生活上的艰难尚在其次，难以承受的是无法言状的孤独与无奈、来自当局政治上的监控与骚扰，以及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整个社会氛围的无形压力。

“我感到人生最苦的是分离！”母亲在日记中如是写道，但最难过的，还是不懂事的幼子跟她要爸爸。“孩子怪可怜的啊，爸爸那么远，怎能听见你叫他呢！……天真孩子，更使我可怜他自出世来就没有和爸爸见过面。难过，我一直在难过心情中迷迷地睡着了。”

2013年，当我第一次读到母亲的这本日记，已是在母亲过世七年之后。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本长达5万字的日记，轻易不会落泪的我，那晚数度哽咽，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在20世纪50年代初，海峡两岸剑拔弩张，隔海对峙，音讯断绝。

海峡这一端，父亲孤身一人先是作战在香港，尔后撤往上海，后又调北京。

1956年秋，我12岁时，与阿婆一起离开蕉岭老家到北京与父亲团聚，在北京同父亲一起度过了求学时期，并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我成长的同时，海峡的那一边，基东三兄弟也陆续长大成人。母亲也从一头青丝的少妇，变成了满头白霜的老妪，设身处地为她想想，这是何等的艰辛。我常常思索：在那漫长得看不到尽头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度过艰难的人生呢？

唯一的答案只有一个字——盼，她日夜盼望着与父亲团聚的那一天！

1985年底，父亲病情日趋加重，次年2月中旬，父亲连走路都困难了。

也因此，我选择通过对台广播节目，向台湾喊话，含着眼泪，把父亲病危的消息通知我三个弟弟。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部分台胞赴大陆探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盼星星，盼月亮，分隔海峡两岸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终于盼来了骨肉团聚的一天。

然而当海峡两岸的亲人终于再次相聚时，却已是物是人非……

40年的牵肠挂肚，望眼欲穿，当一家人再相见，是何情景？

分隔两岸，那一道穿越海峡的电波，母亲和兄弟是否听到了？

当年，徐博东父母战斗在罗浮山下，东渡台湾，还有哪些奇遇？

徐博东又是如何子承父志，转向了当代台湾研究？

这些，都可以在《台海情缘》一书中找到答案……这不仅仅是一部反映徐博东家族悲欢离合的家族史书，也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史。

作者徐博东父亲那一辈的英雄们大多已经故去，但那个特殊年代的英雄们，那段不朽的历史和永恒故事，值得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