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我国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预防为中心转化不断落地，国务院办公厅6月6日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提出，开展探索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6月14日，国新办就“《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有关情况”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启动了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的试点工作。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从“探索赋予公卫医师处方权”变成了“出台处方权管理办法”，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开放进入了实质阶段。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疾控局副局长沈洪兵，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原副院长姚树坤等全国政协委员认为该探索意义重大。
——编者
医防融合，编织群众“健康网”
“你不是医生吗？怎么看不了病、开不了药？我和科室里的全科医生看一样的病，但是到了开处方环节，我就只能带着患者再去找全科医生开处方，这给患者和我都造成了不少困扰。”王强（化名）是山东一家社区医院的公共卫生医师，工作数年来，他心里最过不去的坎儿就是同科室的全科医生可以给患者开药，但预防医学出身的他却无法开出任何一张处方。
“单位给了部分处方权，但因为卫生监督部门认为公共卫生医师没有处方权，所以医院又收回了处方权。”“没有处方权，很多工作不能展开，自己就像是医院的‘透明人’。”……类似王强这样的公共卫生医师不在少数。
“疾病防控的焦点是疾病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当身处疾病防控前线的公共卫生医师们没有了处方权，‘医’和‘防’也就此割裂。因此，要给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王强笃定地说。
“国家疾控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联合印发了试点工作方案，率先在黑龙江、广东、海南、重庆等地启动了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的试点工作，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赋权的探索进入了实践阶段。”日前，随着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疾控局副局长沈洪兵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的介绍，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开放”再进一步。
这给王强们带来了希望。
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收”“放”之争由来已久
其实，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收”“放”争议多年。
1999年5月1日，我国执业医师法开始施行。据《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公共卫生执业医师的执业范围限定为公共卫生类别专业，包括疾病控制、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等，对公共卫生医师的执业定义模糊，不具备临床处方权。2021年，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开始有所松动，新修订执业医师法第45条提出，国家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人才队伍建设，建立适应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医师培养和使用机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以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配备一定数量的公共卫生医师，从事人群疾病及危害因素监测、风险评估研判、监测预警、流行病学调查、免疫规划管理、职业健康管理等公共卫生工作。2022年，探索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被写入广东、云南、贵州等地发展规划文件中。2023年，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公开征求《重庆市公共卫生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明确提出“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并对获取方式、获得人数等作出详细规定。
“其实，我们失去的并不仅仅是开出一张处方笺的权利，比如结核病、艾滋病等传染病，原本是由疾控部门的公共卫生医师来负责病例的随访和治疗干预，但现在，随访是由疾控来做，处方却只能由临床医生来开，患者的全周期规范化治疗管理便出现了脱节。”李杰（化名）是山西一名基层防疫人员，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公卫人员缺乏处方权给基层疾病预防和管理带来了诸多的障碍。这不仅会让患者对公共卫生医师的信任度下降，疾病管理的依从性也大打折扣，当一个患者发现给自己进行健康指导的医生看不了病或不会看病，他们就会在心里对健康教育的内容打上个大大的问号。”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原副院长姚树坤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基层的慢病患者数量庞大，防病和管病同样重要。在实践中，公共卫生医师虽然可以给患者做生活方式方面的健康教育与健康管理与疾病随访，却无法给予更进一步的用药建议以及医嘱，疾病一线诊疗工作职能与实践的长期缺位，公共卫生医师群体无法深入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预防医学也无法真正落地。
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是实现医防融合的重要抓手
“我们在社区高血压、糖尿病随访中，患者对科学调适血压、血糖及用药辅导有很大的需求，当执业的公共卫生医师可通过培训考核合格获得传染病及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等）诊疗、暴露后预防用药等一定范围的处方权时，就能在随访过程中进行及时适当的临床处置，这样不仅能增加患者对公共卫生医师的认同和信任，也能提升居民卫生与健康获得感，不必再无序就医。”李杰感慨道。
“给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正是弥合医防裂痕实现医防融合的重要抓手。健全公共卫生医师制度，探索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是疾控体系改革的重点任务，也是创新医防融合机制的重要举措，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医师队伍的专业能力，满足群众卫生健康服务需求。”沈洪兵说，在“医防融合”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的背景下，一张医师处方笺，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医师们难解的心结，也成了关系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命题。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特别是在一些专病防治机构中，选择整体风险可控的部分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等病种，为培训考核合格后的公共卫生医师赋予处方权，可以构建预防、治疗、管理等一体化的防治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连续性、综合性、协调性，推动‘医’和‘防’真融合、深融合。”沈洪兵介绍，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维护人民健康放在首位，聚焦促进医防协同、防治结合，把提升公共卫生医师队伍能力作为核心任务。
“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不能一放了之，也不能迟迟不放。”在姚树坤看来，处方权的开放必须明确标准、分级分类，要探索开放与基层公共卫生医师开展工作高度相关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防治处方权，及艾滋病预防、疫苗接种、儿保、精神疾病等专业领域所需的处方权。要避免处方权放开的风险，打消顾虑，针对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顶层设计制度需要完善，公共卫生医师规培的时长建议设置为一年左右为宜，卫健、疾控、医政等多部门应协同细化考核标准；高校人才培养的体系优化也应提上日程，在课程设置和实践中，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应该前期趋同，后期规范化培训时再分化。
“下一步，国家疾控局将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指导试点地区立足实际、积极稳慎、循序渐进，定期开展经验交流，做好总结评估，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为相关部门后续出台《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管理办法》奠定实践基础。”沈洪兵最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