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很快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革命的高潮。
1926年12月10日，时年33岁的宋庆龄和国民政府先遣人员由九江到达武昌，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革命斗争。
每天都在汉口南洋大楼办公
1926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未迁到武汉以前，由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蒋作宾还有鲍罗廷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此后，宋庆龄每天都会到“临时联席会议”的所在地汉口南洋大楼办公。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并开始执行职权。当天12时，宋庆龄在南湖和徐谦、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领导人一起，出席了逾20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元旦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人民阅兵典礼。1月初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宋庆龄、孙科、陈友仁、邓演达、董必武、李宗仁等13人被任命为委员。
1927年1月20日，宋庆龄为创办妇女党务训练班发表《敬告全国女同胞书》，强调妇女要获得自己的权利，“是要自己奋斗来做代价的，指望别人恩舍靠不住”。她呼吁：“有志的女同胞，可以自由前来受训练。”
2月12日上午在汉口四维路，中国国民党妇女政治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该班的班主任宋庆龄发表了演讲《妇女应参加国民革命》。称妇女“在社会上的责任，不仅是在家庭里面做一个贤母良妻，她同时要为国家做一个良好的国民革命的妇女。（孙）总理说‘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共产党人恽代英、张太雷等被聘为这个班的教员。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到会委员33人。包括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谭延闿、徐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于树德等18人；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等11人，候补监察委员李宗仁等4人。全会历时7天，于17日结束。
在此次全会上，经过宋庆龄和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的努力，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全会强调：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防止党内投机腐化与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倾向。务必采取措施限制蒋介石的独裁，实际上罢免了蒋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挫败了他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3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新增加五个部，任命宋庆龄为卫生部部长。
发表通电揭露蒋汪的叛变行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乃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次日，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
通电指出：一切革命分子皆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共产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今已开始进行，将来必变本加厉。通电号召革命军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武汉等地自此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
5月，在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室里，宋庆龄多次当面规劝汪精卫不要违背孙中山遗训，不要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国民党右派对宋庆龄极为忌恨，始则施展阴谋诡计，制造流言蜚语，造谣中伤，继则进行武力威胁。何键的三十五军胆大妄为，昼夜监视宋庆龄的行动，竟然搜查了她的住所。是月中旬，北伐军的前线伤兵陆续运到武汉，集中在汉的伤员已近万人。
6月8日，宋庆龄和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伤兵救护会，从事救护伤兵以支援北伐战争；25日宋庆龄致电苏俄工联全国理事会，请求募捐款项救济武汉伤兵。后该会决定捐款3万卢布，并拟发动各工联团体捐款。在宋庆龄的积极努力和组织领导之下，救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冯玉祥将军代表国民党官兵致电宋庆龄，表示感谢。
7月12日，宋庆龄接蒋介石函，要求她“即日回沪”，宣称“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想借其威望以助其反革命的声势。她当即予以拒绝。14日晚，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宋庆龄断然拒绝参加他们秘密召开的“分共”会议，委托陈友仁代表发言坚决反对“分共”。
中国共产党人“亲密的战友”
7月14日，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明指出：“本党基于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在声明中宋庆龄坚定地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强调必须依靠工农阶级，把工农视为“力量的基础”“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热情地支持工农运动，坚决赞成土地革命，明确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
声明对革命的前途仍充满着信心，郑重指出：“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路……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
这篇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声明，剥开了那些伪装成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背叛者的“画皮”，向世人展示了她钢铁般的意志。
7月17日深夜，宋庆龄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生活、战斗了7个多月的武汉，取道上海前往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罪行，投入新的战斗。在武汉革命政府时期，宋庆龄为实施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艰辛努力。宋庆龄十分珍惜苏联人民的宝贵友谊，她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亦和孙中山同感，要救活国民党“就需要新血液”，因此宋庆龄同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团结无间，这位“伟大的战士”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亲密的战友”。
1927年8月1日，宋庆龄和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邓颖超、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屈武等共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提出七项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要继续反帝和解决土地问题。号召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国民党新军阀和国内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等的一切势力。
（作者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