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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往往可以分为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两大类。野生动物是很早以前就有的，家养动物是古人驯化了某些野生动物的结果。探讨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一直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动物考古学就是对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探讨古人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祭祀和丧葬活动、劳役和战争中利用动物的各种行为，揭示古人与动物同行的历史。动物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

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往往可以分为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两大类。野生动物是很早以前就有的，家养动物是古人驯化了某些野生动物的结果。探讨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一直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古人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来描述农业社会的繁荣，其中的“六畜”就是指马、牛、羊、鸡、狗、猪这六种家养动物。我们应用形态学的观察和测量、统计数量、碳十四测年、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等方法对考古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结合动物遗存出土的考古背景进行探讨。按照迄今为止的认识，中国最早驯化的家养动物是狗，发现于距今1万年前后的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南庄头遗址。其次驯化的家养动物是猪，发现于距今9000年左右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之后经过数千年的时间，到距今5000多年前在甘青和内蒙古地区的数个遗址中发现了黄牛和绵羊，到距今3900年左右在新疆和内蒙古地区的数个遗址中发现了马，到距今3300多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发现了鸡。

上述六种家养动物分别起源或出现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概括起来说，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出现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古人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逐步把野生动物驯化成家养动物，其中以狗和猪最为典型，这两种动物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另一种模式是古人通过交流，从其他地区直接引入一些已经成为家养的动物，如牛、羊、马等，这些家养动物不是中国本土起源的，而是在西亚、中亚地区起源之后，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进入中国，成为古人饲养的家养动物。这六种家养动物作为肉食和蛋奶资源、耕牛、战马、祭品和随葬品、毛织品的原料、警犬、报时的动物、宠物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古人说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陕西省宝鸡市有一个雍山血池遗址，是秦汉时期的国家级祭天场所。皇帝自称天子，是上天的子孙。祭天是皇帝昭告上天和祖先的重要仪式，目的是突显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对这个遗址出土的用于祭祀的26匹马的骨骼进行了全方位的动物考古研究，发现它们是18匹公马、8匹母马，年龄在2岁以下；马的毛色以栗色为主，还有赤色和黑色；马的体形偏小，耐力较强，不擅长短跑；马的线粒体DNA的多样性非常高，可以划分为A、B、C、D、E、F这样六个不同的谱系，显示出来源的多样性；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发现这些马匹活着的时候食用的草料种类不同，可能是来自喂养不同草料的多个地方，但是在宰杀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它们被集中在一起，喂养了大量粟、黍的秸秆；马骨的锶同位素比值表明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地方，至少在100公里之外。把这些信息结合在一起，我们便可以得知秦汉时期中央集权体制在进行国家级的祭天仪式时可以从各地高效调配马匹资源，以及当时选择、饲养和使用马牲的情况。

汉代的司马迁曾跟随汉武帝出巡，祭祀天地神灵和名山大川，他把这些经历都详细地记载在《史记·封禅书》中。他提到祭祀时的祭器、祭品和酬报神灵的礼仪等，都由相关的主管官员负责记载。

到了今天，我们依旧能读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但由当时主管官员记载的与祭祀相关的其他具体内容则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无人知晓其真貌。直到今天我们通过动物考古研究重新复原跟动物相关的内容。就这点而言，在重现秦汉时期皇帝祭天用牲的史实方面，动物考古学是作出了独到贡献的。

(作者系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