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更加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充分展现平等相待、和而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给国际关系带来新风范、注入正能量。中国民乐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这一事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外交活动中形成了比以往更丰富、更多元和更具中国气派的风格特征。而把中国民乐提升到这一新层面的，就是集理念倡导、战略决策、体系建构于一体的“大国外交”体系。在此，我仅选择几件小事，从“微观视角”体察新时代的变迁、繁荣与发展。
2016年，我参加了G20杭州峰会文艺演出，在这场聚集二十国领导人的盛会上，我演奏的是传统乐曲《春江花月夜》（琵琶与交响乐版），登临舞台，真切地感受到国乐伴随着国家的强大而响亮，这是祖国赋予我们在西湖上尽显豪情的底气和力量。当晚，上演的曲目还有俄罗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法国德彪西的《月光》，德国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这些经典作品汇聚一地、风行世界，一首乐曲，代表一个国家，又跨越所有国度，琵琶与交响共鸣、“中国音色”与“世界音响”并行，这是我们与世界链接的方式，更是开放的中国题中应有之义。
2019年6月，中央民族乐团接受委派在莫斯科大剧院参加“中俄建交70周年庆祝大会暨文艺演出”，我演奏的曲目是《绽放》，但与国内常规琵琶协奏版本不同的是，这一次由我与俄罗斯三角琴演奏家亚历山大·尼古拉丘克共同担任主奏，为了缓解紧张的备场气氛，我在后台化妆间与同台合作的尼古拉丘克以即兴演奏的方式“破冰”，我们以广为人知的俄罗斯名曲《野蜂飞舞》为母题进行变奏，双方不断在自己的乐器上呼应作答，几轮角逐，最后在《绽放》的爵士风民歌旋律上得到圆满“结题”。也许是我们相互启发发生了作用，两件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效果超乎想象，我们精彩的演绎、默契的配合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演出的成功，让我更加意识到，对外交流传播，需要大胆改变“以我为主”的灌输方式以实现更高质量文化输出。我们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可以找到让各国观众产生“共感”的连接点和切入点，能够润物无声地讲好中国故事。
2023年3月，我带领中央民族乐团赴西班牙参加“文化和旅游年开幕式音乐会”，那次交流演出，我们并没有安排惯常的“百人大团”，而是遴选了一支仅有30人的年轻队伍，我们试图以一种并非以量取胜来彰显大国形象的独特方式完成任务。
为激发当地观众的兴趣，乐团针对性地创作了一批既有中国特色又能激发西方观众共鸣的乐曲，首次采纳中西乐队合奏的形式邀请当地艺术家同台演奏。其实，因文化和观念差异，两国艺术家初见之时并没有想象中的热情与友好，甚至在些许冷淡中还夹杂着傲慢，推进交流举步维艰，对方迟迟未能提供演职员名单，还故意躲避宣传拍摄镜头，但几天相处下来，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景观：中国音乐家认真倾听西班牙音乐家的演奏，西班牙音乐家则为中国同行真心鼓掌，他们携手比肩，默契到不辨彼此，演出结束时对方立即以十分亲近的态度向我们发出再度合作邀请。担任该场音乐会的指挥家鲁本·吉梅诺感慨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融合乐队的声音，虽然此前对琵琶和二胡有所耳闻，但从来没有听过它们合乐，无论是演奏技法还是艺术表达，演奏家们的演绎都令人震撼，我们一起制造了美妙的声音！”
在此之前，我们担心语言是最大障碍，特意为艺术家们聘请了翻译，不过，当大家真正投入音乐之中时，根本不需要任何语言和翻译，艺术交流自有一套沟通方式——艺术家们手持乐器，一边示范一边在同一份乐谱上圈圈点点——这样的情景生动地诠释了“音乐无国界”的真正内涵。
上述“混合乐队”的发生与发展，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体系，也为我们打开了新思路，这样的模式在“中国—埃及民族音乐会”“中法文化和旅游年开幕式音乐会”“中柬人文交流年开幕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演出”“中朝友好年开幕式音乐会”“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等重大国事演出中得以沿用，随着交流的累积，曲目库存不断增加，民乐圈也不断扩容，我们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收获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这一理论成果带来的实践成效。
自信已建立，时机已来临，在频繁的对外交流中，我们制造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声音景观，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域界限，形成了“第三空间”，中央民族乐团还在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的资助下，建设国际公众平台矩阵，通过新媒体与许多国际知名乐团进行云端互动、连线合作，以“欢乐春节”“国际音乐节”等活动为载体，创作了多部适合网络传播的融合作品，在全球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点击量，我们不但“走出去”，而且“带回来”，发起了中央民族乐团“世界云乐团”的长久计划，用“以乐会友”的方式邀约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加入计划，形成一个逐步壮大的“音乐共同体”。
细数这些年中央民族乐团音乐外交的点滴，悄然发现，在实践中新增了许多模式，我们既有彰显泱泱大国风范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还有小型化、多样化的民族室内乐组合，以及传达“以和为贵”核心理念的混合乐队，既有线下一对一的交流研讨，也有线上“鸿雁传书”的互动连线。无论哪种模式，何种形式，都以可观可感的方式，充分展现民乐在构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的重要作用。梳理我们的对外交流经历，将个体的表述与集体的记忆连接在一起，表达置身新时代的骄傲与自豪，我们今天书写的就不仅仅是中央民族乐团和中国民乐的历史，更是新时代的历史。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