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七七级的大学毕业生，刚到全国政协机关报完到，就参加培训，主要内容是听机关老同志和相关领导介绍政协和政协工作，学习一些文件，并组织讨论。讨论时，机关党组成员和一些部门负责人会到场，其实是了解每个人的情况，以便安排去哪个部门。

培训快结束时，组织培训工作的一位人事局副局长对我说：你想去哪个部门，自己挑，照顾少数民族（我是彝族）。我想了想说，我想去外事局或文史委员会办公室。

为什么说出这两个单位？因毕业刚分配时，我不知道政协是干什么的，小时候家里就曾住在县政协隔壁，那里都是过去的奴隶主。我大舅当过州里的统战部副部长，我问他，政协都有什么部门，他告诉我，有外事局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但这两个单位都没去成，去了学委会（工作组）办公室。

最近，找到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成员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一张合影，很多熟悉的面孔又重现眼前……

当年的直属学习组

学委会是干什么的呢？统战口的政协、党派、团体等大多设有学习组织。学习，是政协建立初期，毛主席为政协确定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当时，学习活动强调的是“自我学习，自我改造”。学习方式上提倡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强调不抓辫子，不打棍子。

学委会工作主要是组织或联系有关方面的学习活动，办公室的主要工作，除联系有关方面的学习和具体组织学习报告会外，日常工作有编辑《政协会刊》（中国政协杂志的前身）《学习资料》(主要内容是重要报刊的社论)、《学习参考资料》（为组织时事政策报告会的录音整理内容）、《学习动态》（内容是综合汇总各民主党派、团体的学习情况，并印发相关部门）、《情况反映》（对直属组学习讨论情况的汇报），其中还有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直接负责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学习活动。

直属学习组成员主要为非中共的民主人士、国民党起义将领、特赦释放的原国民党军政特人员、伪满洲国“皇室”成员及一些有特殊经历和特殊身份的人员等。早些时候每周学两个半天，后改为只周五上午半天。主要内容是给成员传达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学习有关政策和重要的报刊社论等，然后组织讨论。

这个组的小组秘书有三位：汪东林先生带领新分来的大学生谢豫中和我。我们俩的主要工作是：先书面后电话通知并确认参会人员、安排会场（基本上都是在政协礼堂第五会议室），安排接送车辆、礼堂南门迎候、会上做记录，会后记录存档。

记得那时常来的有20人左右。他们有的很儒雅，有的很博学，有的很会讲笑话和故事，有的话多每次开会必发言，有的话少但常语出惊人，有的谦逊甚至还带着几分谦卑，有的沉默但眼神里又透露着掩饰不住的倔强和英气。他们叫我小沈，后来有的竟然叫我老沈，有次沈醉又调侃我，叫我“沈老”（因组里女士称大姐，男士称什么什么老），平时惜语如金的梁漱溟先生这次冷不丁突然冒出一句：“老沈不算老，名字中间还带个小。”

梁漱溟放了一大炮

梁漱溟委员的坚守与固执是众所周知的，“文革”期间的六七十年代，他作为全国著名的“反面教员”，当然是组里主要的、重点的批判对象。办公室同事说，梁先生的态度是：你批你的，我说我的。但大多数时间是啥也不说，有人说他“已完全不怕开水了”。

我们来机关时，大的环境已经很宽松，虽然没了批判，但批评却是常有的。参加几次小组会后，我就发现梁老基本上都能到会，他一直有他固定的位子，在礼堂第五会议室进门右边，三人沙发的右靠扶手处几乎成了他的固定座位。

开起会来，他大多是半坐半躺靠在扶手上，半坐半靠、半睡半醒、半睁半闭。但我相信，他从未真正睡着过，且是认真在听。因为，他会用表情表达自己的态度：闭目、挤半只眼、歪嘴、睁眼、坐直一点。睁眼，多是表示他重视、认可别人的发言内容，直起身子，多半是要发言了。他一旦发言，常造成会场气氛的突然安静和沉重。要在过去，可能就意味着暴风雨又要来了……

我接触到他最为尖锐的发言是在1982年宪法修改讨论会上。那天，一听他要发言，好像会场气氛突然有些异样，严肃、紧张、惊讶、好奇？反正什么都有。后来才从前辈汪东林先生那了解到，1970年讨论拟提交四届人大的宪法修正案时，梁老先生就放了一大炮：他不同意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宪法，说这在世界上也没先例。还提出，宪法中为什么不写上设国家主席。这些话太惊人了，在当时完全够得上“反动言论”。

学习讨论中间休息时，组长程思远把我们几个叫到会议室一角说：“梁老这个人比较固执，他的有些观点就是改不了，他刚才的发言动机还是好的，但表述上有问题。”并向我和小谢交代：这个别写进记录，那个内容不用写进纪要什么的。这种主持人的作风，也是政协直属学习组多年的传统：尽可能保护发言人。

倔强的黄维

黄维平时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总是挺胸昂头疾步而行，还常披着大概是他当将军时的黑披风，长一副直立的长浓眉，很有威严。组里有人小声说他极为固执，有的还说他总忘不了他的将军派头。平时开会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组长点名，他一般也不会说，但说必会说到他发明的“永动机”。

黄维所说的永动机，是他在家时受到灌溉用的水车启发，动了念头。简单说来，就是不用燃料和外界动力而能永远转动的机器。他在监狱里就开始研究了，狱方为便于对他的改造，也曾为他组织过试验，结果是否定的。可他就是不接受。

他是1975年3月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出来后向组织反映过多次，希望自己的发明能为社会作点贡献。当时直属组会上会下总有人批评他的发明是违反科学的，但他听不进去。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小组会上，黄维还因为这事同宋希濂争执起来，原因是宋又说到他的发明违反科学原理。这下黄维火了，说了不少很噎人的话，还有些确实不该说的带攻击性的话，比如说，“你懂什么”和“什么叫科学？告诉你你也不懂。你还要让我告诉你原理，我凭什么告诉你，我是爱国的，我起码还住在中国，我要把原理告诉你，我还怕你转身就把这些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呢”等话。把宋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是他们那组的小组秘书，当时主持人劝不住，我更是不敢说话，只管拼命记录。那次大会是在6月份开的，住地条件差，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天气极热，且会场又小，两人吵得更让人觉得天气炎热，让人喘不过气来。休会时，宋先生还坐沙发上运气。黄维则冲我说：你记，全都记下来。我没听明白他这话是希望我记还是不希望记。

记得“永动机”的事，组织上也找些专家同黄维谈过，但他很固执。他的这事，我几次在简报反映过。后来有关方面拨了点专款，钱不多，好像2000元，是在湖南还是江西我记不清了，应该是江西吧，因为他是江西贵溪人，搞过一次试验。据说这以后，加上身体等原因，他不再提永动机的事了。

爱钓鱼的沈醉

沈醉委员是1980年确认为起义将领后，增补为五届政协任委员的。他很健谈，也爱讲笑话，他给我说，他年轻时就练过武功，一般人靠不近他。他常把组中的秦德君和董竹君二位大姐逗得笑个不止。

他比较喜欢钓鱼。有一次，机关组织有关人员包括几位直属组的委员去回龙观钓鱼，快结束时，突听沈老叫我快去帮他的忙，说钓上大鱼了，还说怎么也得十斤重。我赶紧把抄子准备好，折腾了好一阵，“大鱼”才弄上来。但是只甲鱼，大约三斤多重。把我们高兴得不行。

沈老的回忆录《军统内幕》出版时，曾叫我去他家取签名本（我现在还留着），离开时，他说：你哪天来我给你写幅字。我后来没好意思去取。一次沈老对我说，你怎么还看不上我的字？我赶紧说：沈老，我怎么会啊，我是怕老同志说我。沈醉先生说：你知道吗，过去，有的民主人士把我的字挂在堂屋，中统军统的人去了，见了我的字，也会客气三分。

沈醉先生的大女儿沈美娟和我是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同事，前些日子老干部局组织到北戴河休假，见了她，我又一次开玩笑地说：沈老说过要给我幅字的。父债女还，你得还我。

我的秦大姐

要特别说到的是我的秦大姐，秦德君委员。她是原四川忠县人，彝族，1923年由李大钊、邓中夏介绍入党。

她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女性，经历和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她是四川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大革命时期也同邓小平、刘伯坚、郭春涛在冯玉祥部队中工作，并任妇女部长，冯玉祥称其为三百年前抗清英雄秦良玉第二。她曾在川军刘湘的军队任参议官。上海解放前夕，因她在空军中有一个表亲的关系，受党组织安排，准备策反虹桥机场的国民党空军，被一女叛徒告密被捕，并被汤恩伯亲自审问后判处死刑。

临刑前几天，她因解放军攻入上海而获救。当时，传大姐已牺牲，柳亚子曾写诗哀悼：

亲爱的秦德君同志：听说你死了，我很难过。把我这难过的泪水，写好了一首悼亡诗：

宗风真衍秦良玉……

玉貌锦衣犹在眼，秋坟向杰忍传灯……

此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余年六十有三生朝，醇洒都门中山公园上林春，闻德君女同志噩耗作也。

后来知道秦大姐被救，柳亚子又写一首：

亲爱的德君同志，又听说你活了，我很高兴，究竟是你在做戏，还是我在做梦？！

重庆城头拱正气，春申江畔受奇别。

雪肤花貌今无恙，良玉云英并擅名。

我刚到直属组时，老同志把我们介绍给大家，沈醉说：好啊，我们是家们儿。秦德君说：我们还是同族呢。沈醉先生给我介绍说，秦大姐是抗清名将，巾帼英雄秦良玉的后人（她们都是四川忠县人）。秦大姐说我也是彝族。在北京，在全国政协见到同胞还是很难得的，所以我们都有种天然的亲切感。这以后，她叫我小老弟，我叫她大姐。

1982年底，在京彝族同胞在民族文化宫欢渡彝族年时，组委会请大姐参加，并请上主席台。她在讲话中动情地说，作为彝族游子，终于回家了……那次活动给大姐的请柬我至今还保留着。

一次，她叫我去她家里给我讲了些她的经历，并把她自己手写的传记性的书稿给我，希望我帮她完成写作和出版的愿望。我大体看了看，其实内容已经很完整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帮大姐做什么。而且我那时也不知道一本书稿要成书是什么程序、怎么做，总认为很难。

她让我把书稿带回去看看再回答她。由于种种原因，我没帮上大姐，其实当时一是对如何把一本手稿做成书心里没数，以为很难（后来我还做上了图书出版工作，宿命吧）。我为此一直非常自责。

长远的记忆

在学委办的工作时间不长，但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汪东林委员《远去的背影》一书中，不少人物都是当时政协直属组的成员。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在直属组任秘书，是我的前辈，也是带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入门的，我和小谢接手工作不久，他就参与筹备人民政协报去了，当时包括筹备社会主义学院的恢复，抽调的人员主要是学委会办公室的。文中如有不准确处，可看汪东林委员的回忆。

同他们在一起，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我很珍视，也从他们身上也学到或了解到许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丰富的经历和传奇般的故事，都是一本厚厚的读不尽、说不够的书。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凡响的人生，都是部历史。

我能有机会服务于他们几年，是自豪的。斯人已去，但留下的记忆是长远的，甚至每个人的形象，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模糊，倒是越发清晰。因为历史还在，他们的故事也在不断被人们讲述。

（本文作者系中国文史出版社原社长兼中国政协文史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