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从前车马慢，课间满场飞；而今车马快，课间不够上厕所。”近年来，中小学“课间静悄悄”“课间圈养”“消失的10分钟”等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早在“课间10分钟”被人们广泛关注之前，蒋毅对于“课间静悄悄”“课间圈养”以获得更高的教学成果的思考已经先行一步。在蒋毅看来，推动国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发展，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是民之所望。

“一颗深思的种子”

1998年，天津市高考考场内，当蒋毅凝视着作文命题——“现今中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差异较大，有的像鸡蛋壳那样脆弱，有的却很坚韧”时，这一议题悄然在他心中投下了深思的种子。他未曾预料，这不仅是文字上的作答，更是人生轨迹的微妙预告。

像是命运的巧合，3个月后，蒋毅来到了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报到。“其实我从小就喜欢物理学，来到心理系更像是‘命运的礼物’。”蒋毅说，心中虽有对物理学的留恋，却也欣然接受了这份“礼物”。

“心理学并不像大家想象的是读心术、看星座和占卜。”采访伊始，说起大众对于心理学的一般性误解，蒋毅耸了耸肩，笑得颇为无奈。

在相对热门的心理咨询领域，各种心理测试、热点概念纷至沓来，但和外界热闹形成对比的，是蒋毅带领的团队进行科研的安静世界，里面仅有一台电脑，一支进行数据记录的笔。他们通过光点运动范式考察跨物种的视觉加工特点，揭示局部生物运动信息加工能力受到先天遗传的影响。他们反复实验，穷尽每一种可能，以推动学科上的微小改变。那些微小的进步和全新的发现，成了他们留在实验室里的动力。

“过去很多人认为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脱离现实生活，脱离实际问题。但随着技术手段特别是神经科学手段的发展，人们能够以行为和认知神经科学为平台，探究个体如何感知、理解和处理信息，解析基础和高级心理过程活动的内在机制，揭示思维的规律和模式，探索心智奥秘。”蒋毅说。

“我重点关注的领域是人类视觉认知、生物社会信息加工、注意与意识。它们吸引我的，在于触及了个体差异的深层机制，以及这些差异如何与疾病状态相关联。作为人类健康的一环，这些问题直接关联到实际的社会需求。”

意识到这一点后，蒋毅将研究重心聚焦于自闭症特质与精神健康领域，他带领团队利用物理学实验范式结合脑功能成像技术，研究无意识视觉信息加工的神经机制以及面孔和生物运动的特异性视知觉表征机制，将检测生物社会信息加工能力与自闭特质的研究相结合。“自闭症的主要对象聚焦在未成年群体，这无疑对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肯定需要相关研究来推进自闭症的治愈。”他说。

对人在社会中的行为，蒋毅一直想要有一个更深入的研究，而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希望能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并回答清楚领域的基本问题。2004年，在那部展现各国教育理念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还没有问世之前，蒋毅决定去外面看一看，他选择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继续攻读认知与生物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这段经历确实让我学习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不是重复性的实验，而是从新的角度、新的思路开辟全新的航线，这点让当时的我很受震撼。”蒋毅回忆刚刚入学时的情景，用上了这样的形容词。

同时，蒋毅也在另一种文化里被冲击了：他看到国外的人们对于情绪健康问题的开放态度，这与当时国内形成鲜明对比。“但你翻开国内外心理学杂志，我国不少学者发表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西方主流范式框架之中。心理学是科学，科学无国界。但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人的心理往往又打着文化的烙印。中国人的心理既具有全人类性，又体现中华文化的特点。中国的心理学必须成长在自己的大地上，要从中国的实际来研究中国民众的心理与行为，而不是把国外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硬套在中国人身上，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此时，一个念头在蒋毅心中悄然成形了——“中国心理学必须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着力走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路子。我们要努力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努力在借鉴国外理论方法的同时，积极地挖掘本土的智慧与方法论；努力建立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

为心理学学科发展“鼓与呼”

“对中国社会心理健康问题的长期关注，使我在从业时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蒋毅所感慨的“几乎”，是因为彼时国内大众对于心理的认知，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精神有问题才会去看”的范畴。没认知、没经费、没成果，也是彼时心理行业的现状。

2009年，蒋毅受邀归国，来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14年7月，蒋毅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

召开学院行政会议，申请科研课题，线下跑招生，线上线下开展心理科普……建设心理学系，工作量巨大。然而就在这样庞杂的事务中，蒋毅依然担纲多门课程的主讲人，在教学一线和学生面对面，培养并见证他们在心理学界成长成才。“我是慢慢探索的，我也是从学生阶段走过来的，更多的是把我的老师怎么教会我的，去教会我的学生。”

“科学研究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创新。”蒋毅的答案虽只有两个字，却清晰而有力。

蒋毅说，教育是一场马拉松，而创新意识的培养则是贯穿一生的必修课。为年轻学者构建一个充满激励与支持的创新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面对这群年轻的学生，蒋毅总是鼓励，多有包容。

在担任新生班主任期间，蒋毅注意到本科生同学普遍的焦虑感，他始终以自身的经历为话本，告诉大家，学术、科研与教育要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类全面的福祉服务提高到显著的位置上来……

蒋毅也一直在为心理学学科发展“鼓与呼”。“我国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尚处于追赶阶段，等不了、慢不来，也停不下。”面对仍需久久为功的问题，这位年轻的学者平衡着他的炽热与冷静。

“我建议，高校、培训机构、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共同努力，通过明确培养目标、优化培养方式、加强师资力量、促进合作与交流等措施，不断提高青年心理学人才的培养质量，为社会输送更多高素质的心理学人才。同时，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包括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等，大力培养一线急需的应用型人才。要通过多方、多部门协同联动，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体系……”

对蒋毅而言，“培养更多心理学人才”不仅仅是一个建议，更是一条清晰的履职主线和行动目标。走出课堂，他带领学生团队为全校心理热线提供学术支持，通过新媒体途径进行心理学知识科普，建设心理健康服务平台；为心理学学科建设鼓与呼的同时，蒋毅跑基层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调研足迹遍布武汉市、黄石市、黄冈市等地……

“从踏入大学校园那一刻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0多年，心理学的发展始终是我关注的重点。”蒋毅坦诚地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前，更多出于个人和学科因素关注心理学行业发展，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他有了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舞台，也有了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筑牢“心”防线

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件事有多重要？蒋毅用这样一组数字回答了问题：“一项来自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的研究数据，揭示我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总检出率为18.9%，其中内化问题（如焦虑、抑郁、睡眠问题、自杀意念）的比例为20.0%，外化问题（如自我伤害、自杀未遂）的比例为11.7%。”

“以前大家都是成年后才能感受到很大压力，现在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承受着超前的学业压力。正常活动、交往的时间被挤占，这必然会引发不良后果。”蒋毅说，学生得不到充足的课间休息和户外运动时长，其社会性发展受阻、体质下降。

“人们早期的人生观、价值观，很大一部分是在玩耍时与不同的人进行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社会交互。”蒋毅说，儿童青少年正处在脑智发育与心智发展的黄金期、心理问题与认知障碍的首发敏感期，应该做符合年龄规律的事情。

跟随全国政协调研组到学校调研后，蒋毅发现，出现心理问题的青少年好像越来越多，但接受过专业心理教育的老师比较少。大部分学校心理辅导师资力量短缺，只有少数学校配备专职心理教师。部分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没有相应的心理辅导理论知识，校内心理咨询室流于形式，未能发挥作用。

这也促使蒋毅越来越频繁地思考着——从顶层设计到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真正好转，还有多远的路程？还有哪些关键节点？有没有可操作性强的实用妙招？

“众所周知，青春期是一个人身心变化最为迅速而明显的时期，这些变化，会使青少年产生困扰、自卑、不安甚至焦虑等问题。”蒋毅告诉记者，不容忽视的是，青春期孩子的家长年龄大多在40岁上下，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家庭中都是中坚力量，责任大、压力也大。事业家庭中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让他们陷入焦虑。“当孩子的青春期与父母‘脆皮’期相遇，常常成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导火索。”

而深入发掘大学生群体中出现问题或危机的案例后，蒋毅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大多跟家庭关系密切相关。“此外，我们还需要基于脑科学认知理论，结合心理学量化测评技术，综合个体特质与成长环境等因素，研发适合我国国情、内容科学全面、层次清晰完整、操作简便易行的心理健康客观评估指标体系和精准干预方案。”

那么，当很多家长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专业的心理教师队伍仍然在建设中时，我们还能做什么？

蒋毅给出了一剂“特效药”——探讨如何破解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不仅要关注校内外力量的“协同”，也要关注校内多主体间的协作。“应提升全体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素养，形成‘全员式’‘全程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对每一个家庭来说，让家庭的内核和环境发生改变，这才是新动力产生的根源。”

“我也在不断学习，我认为委员提出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给出可执行的建议和方案，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从心理学科研工作者到大学教授，从行业一线到两会现场，无论蒋毅走到哪里，维护老百姓心理健康始终是他最质朴而坚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