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在建筑学界尤其在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如雷贯耳,他创办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吸纳了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一批近代建筑人才,21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不仅保存了学社成员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勘测和研究成果,也展示出朱启钤为维持学社运营与发展所做的种种努力。
朱启钤的丝绣收藏与研究成就同样出色。
源于生活的灵感与兴趣
朱启钤4岁时,便随母在外公傅寿彤家生活,外公傅寿彤进士出身,官至河南布政使,家富收藏,“法书、名画之褾帙,多为宋锦刻丝”,朱启钤“爱其雅丽工緻,眩然莫忘”;母亲知书达理,擅长女红,时常利用零丝断锦缝制一些工艺小品,“斗锦之智,穿纱之巧,手泽所存,历历至今如在心目”(朱启钤《存素堂丝绣录·弁言》)。这段经历为其成年后的丝绣收藏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成家后,朱启钤放弃举业,入三姨父瞿鸿禨四川学政幕。庚子事变后,瞿鸿禨受清廷重用成为军机大臣,朱启钤随调入京,先后供职于路矿总局、京师译学馆。其间,朱启钤认识了徐世昌,成为徐世昌任民政部尚书、邮传部尚书乃至民国大总统期间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当政期间,朱启钤任交通部长、内务总长等职,其间曾创建古物陈列所,将沈阳故宫及热河(承德)离宫皇家珍藏运至故宫集中管理,组织紫禁城三大殿的重修与装饰、北京旧城改造等工程施工。
这些经历不仅为朱启钤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营建技艺提供了实践机会,也为其丝绣收藏与研究奠定了物质和人脉基础。
朱家缂丝甲天下
朱启钤丝绣收藏始于其履职京城以后。其《存素堂丝绣录·弁言》曰:“通籍北来,每于都门荷包巷及庙市冷摊,采集锦绣刻丝衣饰,改作屏障帖落。朋好知余嗜此,往往举以投赠;估人有得,即持来求售。”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从恭亲王府流出的部分丝绣珍品辗转为朱启钤购藏,如南宋缂丝珍品《牡丹图》团扇等,大大提升了其丝绣藏品质量。
朱启钤的丝绣收藏主要包括缂丝和刺绣,尤以缂丝著称,被誉为“中国缂丝收藏第一人”。沈能毅在《缂丝锦绣论》中说:“朱桂莘先生生平最好缂丝,先后搜集古今作品数千件。”朱氏所藏缂丝不仅数量多,而且品位高,享有“朱家缂丝甲天下”之美誉。
缂丝又称“刻丝”“克丝”,起源于西汉至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唐代始传入中原,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织物之一,存世作品极为稀少。
缂丝织制方法在我国古籍中多有记载,宋人庄绰《鸡肋篇》云:“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线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这段文字描绘出缂丝在织作方式上的鲜明特点是“通经断纬”,即以本色丝作经,各色彩丝为纬,经丝纵向贯穿织物,纬丝仅于图案花纹需要处与经丝交织,但不贯通全幅,用多把小梭子按图案色彩分别挖织,图案轮廓、色阶变换处呈现出断痕,看起来像用小刀刻过,所以称为“刻丝”。
从外观看,缂丝与刺绣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缂丝图案成品两面完全一样,均可用为正面,刺绣则不可;缂丝图案与底料是一体的,故图案平整,而刺绣是在底料基础上另加丝线二次创作的,故图案凸起。缂丝因织造工艺烦琐,费工费时,成本高昂,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说,号称“织中之圣”。
20世纪20年代后期,因国内战乱,朱家收入大大减少,生活几近入不敷出,朱启钤便从其丝绣藏品中挑选出宋、元、明、清历代缂丝刺绣珍品70余种100多件,以20万大洋售予时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条件是不能卖给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1930年朱启钤曾在其家庭账册《存素堂账目》上写道:“故民国十八年度为吾家最窘之境……在此罗掘无聊之际,忽有一意外援助,即张汉卿以20万元收买我家收藏之缂丝书画,归诸奉天博物院是也。”
张作霖生前与朱启钤均曾为徐世昌老部下,二人系旧交;朱启钤次子朱海北时任张学良侍从副官,四女朱津筠为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贴身秘书,六女朱洛筠适张学良胞弟张学铭……无论从亲戚层面还是就这批丝绣藏品价值而言,张学良均不敢大意,遂将文物保存在其东北边业银行金库中。
九一八事变后,这批文物随边业银行一起落入日本人之手,朱启钤托其在东北工作时结识的盟弟、时任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的荣厚以伪满名义将这批丝绣宣布为“国宝”,储藏于沈阳正金银行金库,后从中选出部分精品以彩色图版影印成《纂组英华》用作宣传。
解放战争开始后,朱启钤担心这批文物毁于战火,便趁宋美龄赴东北路过北平之际,当面请宋美龄想法保护。宋美龄在东北看了这批丝绣珍品后认为价值重大,便设法将文物空运至北平中央银行保存,后转存于故宫博物院。新中国成立后,这批文物又移交辽宁省博物馆。
除上述售出珍品外,朱启钤还有部分丝绣藏品留作传家或自用者,多为祖传、友朋馈赠或零购小件藏品,均记录在其文物账册中。其中有锦绣裁料56种,缂丝绣画21种(其中《乾隆如皋贴绒画册》二本与辽宁博物馆所存为同一复本),礼品类中的绣品20种。
朱家这些藏品并非总是束之高阁,有的被用作孩子们的游戏服装或道具,有的被用来点缀家具,如宋缂丝纻色紫薇花石一幅,“装穿衣镜背面”,有的则被作为礼品赠送亲友。抗日战争后期,民众生活艰难,朱启钤曾出售部分家藏文物以贴补生活,其中就有几件丝绣藏品,如乾隆织金黄库锦一匹,梅花朵,“三十四年售出,得价二千元”。
朱启钤的丝绣研究成就
朱启钤好友阚铎曾在《丝绣笔记》跋语中写道:“刻丝绣线固是女红,而典章制度所关更巨。推而至于舆服仪卫及官匠禁令,无一不与国史相关。”这段话道出了朱启钤丝绣收藏的真正目的,即通过收藏目验相关文物来探究或还原中国古代丝绣工艺及其发展历程,“俾绝艺复兴,古法不坠”(《存素堂丝绣录·弁言》)。
正是依靠丰富的丝绣收藏实践,朱启钤撰写出五部丝绣系列研究著作,即《存素堂丝绣录》《清内府藏刻丝书画录》《清内府藏绣线书画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存素堂丝绣录》是朱启钤对私藏珍贵刻丝、刺绣文物的著录。平时每得一物,朱氏都会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其历史、工艺特征及收藏历程,“随笔札记”“以备印证”。
《清内府藏刻丝书画录》(附《清内府藏绣线书画录》)一书则是朱启钤对公藏珍贵刻丝、绣线书画文物的著录,将当时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存藏刻丝及绣线分别按法书、释道图像、花鸟、花卉、翎毛、人物、山水七类加以介绍,“诸录所记,实物俱在”。《丝绣录》及《书画录》对世人了解中国古代丝绣发展历程及各自工艺特点极有帮助,近人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称此二书“材料丰富,体例谨严,实为研究我国刺绣史所必读”。
如果说《丝绣录》《书画录》偏重从法式角度展示中国历代丝绣史暨工艺特色的话,《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则是从文献角度对中国历代丝绣史的梳理。
《女红传征略》系朱启钤专为中国古代杰出女红人物整理的传记,全书从历代史书及各类文献中辑录“古今女红家之有名物事实可纪者,百有馀人”,分织作、刺绣、针工、杂作四类人物进行传述,可谓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女红杰出人物合传。
《丝绣笔记》主要辑录古代文献中与丝绣相关之典章制度、遗文逸事,“以长编之体裁,仿札记之义例”编撰而成。全书分两卷,上卷“纪闻”,记述历代丝绣起源、工艺、官匠制度之变迁;下卷“辨物”,记录历代丝绣实物及私家丝绣书画题跋等,两卷均以锦绫、刻丝、刺绣等分类,点面结合,对中国历代丝绣工艺发展及典故遗闻进行了多角度展示,是中国丝绣研究者必备之工具书。
[作者为聊城大学研究馆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徐世昌图书收藏及出版研究”(22BTQ014)相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