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5位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共同讨论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策略。

会谈为了融洽气氛，畅所欲言，以边吃火锅边交流的方式进行，史称“五老火锅宴”，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史上的一段佳话。

45年过去，很多人对当年受邀参加那场“火锅宴”的“五老”，可能已经知之不详了。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他们精彩的人生经历。

迎接上海解放

荣毅仁1916年5月1日出生于无锡荣氏家族。荣氏家族所创办的企业，包括抗战时期内迁开设的分厂达40余家，涉及行业有面粉业、棉纺业、机器业、造纸业、煤炭业、金融业等，地域遍及无锡、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芜湖、济南、成都、陕西、天水，成为中国民族工业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荣家被毛主席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荣毅仁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此时正值日本全面侵华。那年荣宗敬自上海避居香港，次年2月不幸病逝。弱冠之年的荣毅仁从那年起开始辅佐父亲荣德生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先后在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任助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逐渐成为荣氏20多个家族企业的代表。

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国民党政府撤离上海时曾派军队运走了大量的黄金和美钞，并劝说工商界上层将资金和产业转移海外。上海原有1800多家外资企业，到1949年5月已减少到910家。金融业第一流“亨头”均已携眷离沪。工商企业的巨头既有离也有留。

此时的荣毅仁却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他把已在香港的妻子儿女接回上海，迎接解放。荣毅仁生前曾回忆说：“1949年，共产党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挥戈南下。我是怀着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糟的信念留在上海不走的。虽然如此，心中仍然存在两个疑虑：一是生命安全有没有保障，二是办实业有没有希望。”

5月25日清晨，公司的一个厂长急匆匆开车到荣家，他告诉说，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行驶没事，荣毅仁说“真的啊？！”就开车出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成队解放军官兵席地而卧，分列马路两边，对近在咫尺的店铺和民宅却不去打扰，他心头一震，解放军和国民党的军队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他的汽车开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战士拦住说：前面敌人还未清除，不安全，劝他不要再向前。战士态度和气，神态庄重自信。这时使他感到第一个疑虑可以消除了，不必担忧了。

迅速恢复生产

上海解放了，但荣家企业面临种种困难，一时还未开工，荣毅仁照常到位于江西中路的申新公司总管理处上班。没几天，他接到通知，要他出席上海市军管会召集的产业界人士座谈会。

他心中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人民政府想到了自己，看重自己，会上一定会有重要的事情商量；不安的是，首次面见共产党的“大官”，应怎样应对？荣毅仁曾回忆：那天是6月2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七天下午，军管会请我和其他同行到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参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上海市长陈毅。他中等身材，体格魁梧，气宇轩昂，穿着一套洗得有点发白的布军装。令人惊异的是，他脚上穿的是布袜草鞋，同我在马路上见到的解放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

陈毅市长讲话风趣诙谐、刚柔相济、神态可亲可敬。他首先对上海产业界人士在国民党统治下多年来为建立民族工业而奋斗表示慰问。接着阐述了党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鼓励产业界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还说有什么事可找人民政府商量，政府会帮助大家的。

会上，上海工商界人士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俞寰澄、经叔平等13人先后发言，大意是：上海工商界过去受不正确宣传蒙蔽，对共产党确实抱有相当疑惧。自从报上刊载中共各项工商政策以后，始获了解。上海解放，证实了有这样的经济政策，改变过去疑惧心理，满怀希望，拥护人民政府，随时随地作出贡献。发言代表也列举了产业界遇到的原料、销路、运输、劳资问题等困难。

荣毅仁虽然没有发言，但是他感到这次会议十分温暖，他说：“把我心中存在的第二个疑虑开始打消了”。他想，荣家企业在解放战争时期已是大走下坡路了，再加上大量资金外流，解放前夕企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恢复生产有很大的必要。所以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回公司，对等候在那里的经理、厂长们说：“明天就开工。”

毛主席让他在内地生个“儿子”

1950年6月，荣毅仁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并参加了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宴会。他走进颐年堂时，看见毛主席已经站在门前热情地迎接。当潘汉年介绍荣毅仁时，毛主席握住他的手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并问道：“老先生（指他的父亲荣德生）好吗？”宴会中，毛主席鼓励荣毅仁等人说，要为人民做好事，一贯地做下去。做好事越多，越有名誉。替人民做好事越多，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怀的。荣毅仁深以为然，默默地记在心中。

1953年2月，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约见了荣毅仁和郭棣活两位纺织界巨子。郭棣活与荣毅仁一样从事纺织工业多年，是上海永安纺织公司负责人。谈话之间，离不开纺织工业建设，当时情况是内陆地区几乎没有纺织企业，农村收获的棉花要通过多个环节长途运输到上海，然后送到纺织厂。毛主席说：“你们两位能否在内地生个儿子？”荣毅仁、郭棣活心领神会，琢磨着如何体现毛主席指示精神。

1954年9月，他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聆听了周总理在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增强了在内地建厂的信心和决心。鉴于安徽省是一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省份，盛产棉花，但没有一家纺织厂，每年要把大批棉花运往上海、青岛等地。因此，安徽省准备兴建一家拥有50000纱锭和1700台布机的纺织厂，预计投资3300亿元（旧人民币）。当时，国家决定投资25%，荣毅仁和郭棣活商量，申新纺织公司投资30%，永安纺织公司投资20%。但是，资金缺额还有25%。

荣毅仁积极想办法，当得知上海沈元来桐油贸易公司即将转业，便商请沈瑞洲和他的二公子沈祖棫投资。沈瑞洲是无锡人，荣毅仁的同乡，又是上海市工商联执委，桐油行业的代表人物，沈祖棫毕业于南通纺织学院，是工商青年积极分子，对于棉纺工业有感情，沈瑞洲、沈祖棫父子衡量再三，决定投资纺织工业。

经过几方面的努力筹办，1957年6月5日在合肥终于建成安徽纺织一厂。荣毅仁很圆满地完成了毛主席嘱托，在内地生了一个纺织工业的“大胖儿子”。

毛主席视察申新九厂

1955年10月，荣毅仁赴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毛主席利用召开这次会议的机会，于10月27日、29日两次邀集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荣毅仁都有幸参加。在10月29日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就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发表讲话。荣毅仁在会上发言时说：“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

大会期间，荣毅仁见到毛泽东，希望他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毛泽东说，去倒去过的，只是没有公布。

1956年1月10日下午，荣毅仁正在公司上班，突然接到中共上海市委打来的电话，叫他速回家中。他匆匆赶回，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已在那里等他。陈丕显告诉荣毅仁，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申新九厂视察。

他们到申新九厂不久，毛泽东坐一辆黑色轿车驶进，毛泽东走出汽车，一面与迎上前来的荣毅仁握手，一面说：“你不是要我来吗？今天我来了。”荣毅仁连声说：“欢迎！欢迎！”

那天，毛主席视察了7个车间，受到6000多名职工热烈欢迎，所到之处，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到公私合营申新九厂视察，这对上海的公私合营工作有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毛主席生前到沪50多次，申新九厂是他视察过的唯一一家公私合营工厂。

1月20日，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代表递交了合营申请书，并当场获得批准。散会后，荣毅仁、胡厥文、盛丕华等走在上海工商界人士游行队伍前列，庆祝这一难忘的历史性时刻。

陈毅为荣毅仁助选

1957年1月9日下午，在第二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前夕，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同志来到上海，出席会议，登上主席台向人民代表说：“同志们，我这次赶回来，是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

他接着说，毛主席对我讲，荣家现在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上海要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政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

陈毅风趣地说：“实不相瞒，他已是我的要好朋友之一，我要以老共产党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出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你们不相信？听我说件事给你们听。那一次，一个法国大资本家来访问，点名要见荣毅仁，并要求用英语单独谈话，注意，用英语，单独谈，怕别人听见有什么不方便哩！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满足了他，他说谈得很开心。我说这事新鲜，就问：荣老板，你们谈些啥子嘛？荣老板说，不过谈了些家常话，说现在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裕，又不担心敲诈绑票，工作的、读书的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民族多做点事，也给荣家多留下一点好名声。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再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啥意思了，倒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为国家开一个工厂。你们说，凭荣家的经历，凭荣毅仁的学识、品德，把他选为副市长该不该？”全场一片笑声，接着是热烈的掌声。

就在这届人代会上，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这年他41岁，这是他第一次出任政府官员。

1959年荣毅仁调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离开了上海，荣毅仁在上海市工商联整整10年，与上海工商界结下了深深的情缘。在赴任前，他赋诗抒怀：“一事无成两鬓斑，似水流年不复返，龙驹乘风追日月，挥戈卌年未为晚。”他自己对这首诗作了这样的解释：“前面两句是讲过去，我今年43岁了，自己想想却是一事无成。去年开始两鬓斑白。‘龙驹’是快马；‘日月’是指真理和光明；‘挥戈’是一个典故：一个大力士挥戈把太阳挥了起来，我觉得真正的开始，还是从今年开始。”

把有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

就在“五老火锅宴”那次座谈中，小平同志说，应该把有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希望荣毅仁减少些其他工作，摆脱一些社会活动，集中力量从事国家经济建设，创出一条新路子。

一个月后，1979年春，荣毅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公司）。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上，荣毅仁当选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它一成立就受到海内外人士的普遍关注，认为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志。荣毅仁深知中信公司的成败与否对现代化建设事业影响甚大。他肩负的是十分沉重的担子，但他有完成任务的决心，也有完成任务的实力。从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全力以赴，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有任何疏忽和懈怠。

中信公司成立后的第三天，荣毅仁就怀着急切的心情，率团飞越太平洋，出访北美。通过各种形式的演讲会和座谈会，荣毅仁与美国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向外国商界朋友介绍我国对外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和政策，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此次出访，荣毅仁与芝加哥国民第一银行代表签订了中信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外合作协议。芝加哥国民第一银行高管于1981年、1982年数度访华，访问北京之后，来到上海，商谈合作，上海市工商联参与接待，这是后话。

中信公司的创办，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公司成立第一年，荣毅仁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客商，聘请到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顾问。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帮助国家22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江苏仪征化纤工程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中信公司成为国内第一家在西方国家发行债券的公司。1982年初在东京发行100亿元债券。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已在海外发行了10多次债券，并用发债券筹集的资金，将触角伸进国际市场，收购香港嘉华银行95％的股份和国泰航空公司部分股份，参加投资香港第二条海底隧道，购买加拿大的纸浆厂、美国的森林，建设澳大利亚波特兰炼铝厂。

中信公司还在国内组建了第一家咨询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被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署确认为正式咨询机构，承担了许多像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和中美合作经营山西平朔煤矿这样的大型咨询项目。

中信公司还是国内最早涉足房地产的公司之一，造价2500万美元、高达29层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北京总部大楼，大部分以纽约价格出租给了一些国际性公司，当年这幢大楼的顶层是一家被称之为“世界之窗”的合资餐厅。1986年，当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国内投资机会受到限制的时候，荣毅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我国的香港地区投资约2亿美元。由于中国政府拨给了1.71亿美元并在1986年底前给予免税待遇，这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积累的资产超过了12亿美元。

中信公司还是国内最早参与经营国际通信卫星业务的公司，他们与香港和记黄埔公司、英国大东早报局平均投资组成亚洲卫星公司。

1986年底，美国的《幸福》半月刊公布了该刊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50名最引人注目的企业家名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榜上有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荣毅仁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是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四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六届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二、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如今，斯人已去，回望历史，更使人们觉得，工商界历史的厚重和精彩。

（本文作者为民建上海市委会理论委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联原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