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至新疆奇台间渺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和草原上，曾经有一条由骆驼踩出来的路——绥新驼道，它神奇地与今天的高速公路几乎并行。本文作者曾实地踏堪过这条形成于清末民初的路。
绥新驼道基本上是在无人区中穿行。今天的人们想知道，当初是什么人赶着骆驼走在这条只存在于向导记忆中的“路”上？他们为什么不走官方的驿道而选择穿越渺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他们要面对哪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又留下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存在于向导记忆中的绥新驼道
绥新驼道，顾名思义，即从绥远（绥远省即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至新疆的驼队走的路，在新疆称为新绥驼道。绥新驼道是官方驿道之外的物流通道，从绥远归化（今呼和浩特）至新疆古城子（今奇台）以运输货物为主，大部分路程是在渺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中，顺利的情况下，从起点到终点载货运输大约需要七八十天；如果只载客四五十天便能到达。这条路线形成于清末民初，驼商称其为“古城子路”。
据史籍记载，自明万历年间至清初，归化有“老三大号”驼商，即天元号、宏图号和范家号，这三家各拥有骆驼1000余峰，另有数家小驼户，共拥有骆驼1000余峰。这些驼队主要是跑恰克图、库伦（乌兰巴托）、前营（乌里雅苏台）、后营（科布多）、新疆等地，其中一些大驼户在承揽运输业务的同时也自营商贸；小驼户主要是短途运输粮、盐、煤炭等。
1923年至1933年间，有名的汉族驼商有25家，骆驼15000余峰，远不及以前，主要是跑新疆、甘肃、宁夏等地。1876年左宗棠西征前后，为将归化城的粮秣运往新疆古城子，有甘、彭两户驼商首先响应转运局号召，率驼队驮粮秣等物资前往新疆，由此开辟了绥新驼道大、小西路（也称大草地路）路线。
辛亥革命前后，跑外路（库伦、前后营）、走西路（新疆）的骆驼达四五万余峰，货运不断，驼运业出现繁荣景象。1921年蒙古革命爆发后，库伦与前后营的驼运断绝，比较有实力的驼户将驼运业务转向新疆。
驼道与车道不一样，车道从头至尾都是按一定轨迹行走的有形的道路；而驼道则是只有路线但无肉眼可见的道路。此话怎讲？简单说，如果在地图上把驼道某一条路线经过的地点都标注出来，用笔将其连成线，可以看出这条道路的走向。但你到实地去找这条道路，离开城镇进入茫茫荒原后，道路渐渐消失，只有渺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和草原了，驼队只能按照已知地点的方位和大致距离，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驼道路线中标记的各个站点都是水源地，鲜有人家，驼队在这里搭帐房休息和补水，因此过去走驼道必须要有经验丰富的“领房子人”带路，驼队才能出发。
一般来说，各站点的地貌都有明显容易辨识的特征，这些特征会写在驼道“路书”中，但“路书”只有“领房子人”才有，那是走驼道人的“秘笈”，外人无从知道。有的驼道“路书”中对一些站点还会标注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如水质好坏、水量多少、附近有不可食用毒草等等。
有经验的“领房子人”对休息地点搭帐房的朝向、位置都要经过仔细观察后才让驼队卸驮休息。很多人都认为驼队休息都会选择较隐蔽的山坳处，既避风又不会被土匪发现，但事实上正相反，驼队帐房一般会搭在相对视野开阔，同时又容易逃进沙漠深处的地方。
绥新驼道共有四条
绥新驼道并非只有一条道路，而是内蒙古与新疆之间多条货运通道的总称。大致上分为四条：
（1）绥新驼道北路，这条路有“小西路”和“大西路”两线，此二线又被统称为“后山路”或“蒙古大草地路”。这条路基本上是沿今中蒙边境以北地区的大戈壁向西行走，从今新疆巴里坤北部老爷庙进入新疆。1921年后，这条驼道断绝，驼队改道经今中蒙边境以南的戈壁沙漠经额济纳、马鬃山进入新疆，今日G7京新高速公路就是沿这条路线修建的。
（2）绥新驼道南路，这条路起点是包头，这条路向西到阿拉善左旗向南进入甘肃，前往兰州，过兰州后的路与官方驿道甘新线合并，进入新疆。
（3）绥新驼道中路，这是绥新驼道中最为错综复杂、众说纷纭的一条路，此路内部又分为南、北两线，因两线途中经常相互穿插，故路线走向有多种说法。
笔者曾实地走过这条路，基本上是在无人区中穿行。这条驼道中从芦草井到石板井长约200公里的路段，是被驼户称为令人生畏的“连四旱”路段，即连续4天的路程中没有水源地，所以穿行这段路前必须带足够的水，否则会有生命危险。而且途中是昼伏夜行，以避开日晒。
出发前，驼工们都要给骆驼喂大量食盐，让骆驼尽可能地多喝水，以使体内储存足够的水分。绝大多数人对给骆驼吃盐的原因有误解，认为没水时给骆驼吃盐就可以解渴，这个逻辑有些荒谬。我问过一些驼工，都告诉我，给骆驼喂盐是为了让它多喝水，这样才能走长路。
另外，这条路中还有一些称为“半滩”的打尖地，被称为“腰站”，意思是临时休息站，也很令人生畏。这种地方多是在戈壁草原中含碱量高的红胶泥地质带。虽然西北地区干旱少雨，但如果这种地方一旦遇有大雨，会变成无法行走的烂泥地，即便是骆驼也寸步难行，驼队会被困住。
（4）阿拉善小草地路，这是绥新驼道南路中另一条路线，是为避开敲诈勒索税卡和匪患而走的路。这条路线比较长，它要绕过巴丹吉林大沙漠，从北面马鬃山、明水进入新疆。有一段时间因驼队经常遭土匪抢劫，驼户宁可多绕路也不愿遇到土匪，因为搞不好连命都没了。
绥新驼道上的驼队运输
据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一些调查资料显示，当时在整个西北地区的货运道路中，绥新驼道的货运量最大。这条路运输的货物分为上、中、下三等，由天津运往新疆的上等货物有：人参、海货、绸缎布匹、细筒子茶，各种颜料、纸烟、高档生活用品等；中等货有：粗茶、川茶、生烟等；下等货有：白糖、红糖、粗布、纸张文具及其他日用杂物等。
由新疆运往天津的上等货有：鹿茸、狐皮、狼皮等；中等货有：白羔皮（粗）、老羊皮（粗皮）等；下等货有：棉花、驼毛、羊毛、葡萄干、干果等。
阿拉善有位蒙古族老交通人那音太回忆说：“每到驼运季节，沿路便有数十成百的驼队，运载着绸缎、布匹、茶叶、纸张以及各种洋糖杂货，迢迢千里西往新疆，同时贩回皮毛、药材、棉花、葡萄干及各种畜牧业产品。”“在额济纳河常见有商队经过，有时一次就有货驼三四百峰，甚至上千峰，阿拉善小草地路最兴旺时，驼铃昼夜不断。”
驼队出行，时常以17峰驼为一列，由一名伙计领管，有重要货物则安排两名伙计。每10列驼队一组，称为一顶帐篷，或称为“一顶房子”（驼队出行最小单位），每顶帐篷有先生一人，即“领房子人”，负责管理账目、货物查验、交卸等事宜。全队有领路一人，专负引导之责，领路者骑马带狗，驼队动身前他先出发，负责探路、查找水源，有情况及时回报。
驼队每次出行至少是一顶帐篷：也就是说至少有一百七八十峰骆驼，大家结伴而行，一则可保安全，二则装卸、放驼、食宿等事也易分派。每列驼队以13峰骆驼运载货物和人，其余4峰驼则驮载帐篷、口粮、水桶及其他应用器具。每驮货重量不得超过280斤。
为避免骆驼在途中掉队，每个驼队头驼和最后的尾驼各带有一只铃铛，头驼的铃铛小而声音清脆，名为“头铃”或“叮铃”；尾驼的铃铛为长圆筒形，声音低沉悠扬，名为“尾铃”或“咚铃”。走在前面的伙计如果听不到“咚铃”的声音，就得立即回头查找原因，以免货驼丢失。
夜宿时，同一顶房子的掌柜的、先生、伙计等都睡在一个帐篷中。吃的是各自带的食物，有的则是按事先排好顺序，今天吃我带的，明天吃你带的，后天吃他带的，循环往复，变换口味。
民间小曲唱中道：“赶车、下夜、拉骆驼，世上三般无奈何”。拉骆驼伙计常年行走在戈壁沙漠中，因此他们穿的鞋是又厚又耐磨的手纳底鞋，重约五六斤，故称之为“铁鞋”。驼队一出发，驼工媳妇就开始给自家夫君缝制“铁鞋”了，为下一次出行做准备。驼工的“拉骆驼路程小调”中第一段这样唱道：
自幼儿长大在归绥地面，
上有老下有小度日如年。
天遭旱地遭荒黎民受难，
无奈何我拉驼要去远边。
叫媳妇昼夜里缝补衣衫，
启程时带毛袜又套铁鞋（西北方言中鞋发hái音）。
整日与骆驼为伴的驼工，随着驼队起场的时间，秋去春还，常年漂泊在外，在孤寂的沙漠中穿着亲人所做的“铁鞋”和吃着亲人所烙的“锅盔”“路菜”，体味着别样的温暖和幸福。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幽默地将驼道中的驼工称为“沙漠中的船夫”，这个比喻恰当形象，因为骆驼是“沙漠之舟”，而驾驭沙舟的人自然就是“船夫”了。他们日息夜行，风餐露宿，严寒酷暑，艰辛往来于沙漠戈壁之中，苦不堪言。归化最大回民驼商德厚堂第二代掌门人曹梦麟回忆说：
一顶帐篷，180峰骆驼，10个驼工，一个正头，一个二头。驼工两个人算一把子，行走分五把子，各是各的，有走头的，有收尾的，收尾的要听驼铃声，如听不见铃声，就得回头去找。每天走七八十里路，到了晚上，头目看好了休息地方后，上面6个驼工，下面4个驼工，中间拉开一个空间，货物卸在两边，骆驼在中间，房子在后边，这样骆驼起动都知道。用十几分钟将帐房搭好，就开始卸货。朝新疆走，吃的是炒面、炒米；下来吃的是风干馒头、葡萄干。住下来两个人轮流下夜，一个前半夜，一个后半夜，天亮将骆驼出牧，直放到下午4点钟再打点起程。
当年走过驼道的天津赶大营商人王鑫岗等人回忆说：
每驼载货二百八十斤之一担，至哈密每担运费银圆七十二元，包期一百天，但一般均需半年。货物遗失由驼户负责，遇劫抢则归货主自负。草地绝少人烟，骆驼除带货外，还要带人的干粮和骆驼必需的食盐。如遇到水草，人们都须喝足，下次不知多远才能再遇到水站。在渴极的时候，只能饮驼尿救急。
骆驼载人之费用为银圆一百元，驼户供给路上的饮食，即晒干之馒头，俗称“风干馍”，泡水食用，行人自带“路菜”，多为炸酱，以防腐坏。
……驼队一年只有八个月的行期：头年旧历八月至次年四月。其余四个月天气炎热，驼户将骆驼赶至草地放牧脱毛，谓之“放场”。1925年至1934年间，驼运兴盛，每次起场驼约三四千载，悦耳的驼铃声响彻呼和浩特、奇台、哈密一带。
民国时期曾任青海省和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的林竞在其《蒙新甘宁考察记》书中，记载了一段驼道生活经历：
文丰泰商号，是新疆的天津商帮“八大家”之一。其主人安某（即安文忠）旧随左文襄大营出关，贩卖零星物品，供给兵丁。其后渐次积聚，遂成巨富，分号遍设天山南北及归化、天津一带。此次其新疆经理安锦亭携眷与余同行，途中累招余饭，肴馔有鸡蛋及绿豆芽。余问沙漠中何来此二物？答曰：“此乃若干年来行路者经验之所得也。由古城至归化，长途数千里，极目长天，萧条万状，耳目之闭窒无论矣。所带食物，种类既少，复系干咸之品。夫日食珍馐，犹觉生厌，况藜藿乎？故有久行此道者，辄于艰苦困难之中，勉求人类生活之变换，及适应之方法。于是好吃豆芽者，便可自己携带绿豆。好吃鸡蛋者，便可自己携带母鸡。以至鲜鱼、泡菜，均可以特种方法造。然此亦不过于数十日长程中，聊为数次点缀而已，固未可日日享受也。”
驼道生活虽艰辛枯燥乏味，但对于“适者生存”的人来说，总能在艰苦中创造出生活乐趣，彰显其人生价值。在数千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里，在百余天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长途跋涉中，能吃到鸡蛋、绿豆芽，能不是一种幸福吗？人生经历过此种困苦磨难和历练，还会有什么事情不能释怀的呢？
驼道中的风险
驼队走驼道，除了要与极为艰苦的自然环境、野兽抗争外，更令驼队担惊受怕的是与税警和土匪打交道。驼队遇到土匪，轻则货物被劫，重则有生命危险。曹梦麟曾回忆说：
当年为迪化（乌鲁木齐）的杨柳青商号德兴合等驮送货物途中，常遭各种劫难，以1932年被蒙古扣留损失最重。那一次共有14家驼户、9顶帐篷，100余名员工，总共骆驼2000多峰，2150驮货物。
当走到居延海额济纳旗时，遇到甘肃省税务机构到此收税，这伙收税者有20多人，携枪骑马，收税没有依据，他向你要多少钱你得照给，拿不出钱来就扣货，他想扣啥货就得给啥货，而且作价随心所欲。
在小西路上，也设收税站，在二里子河、公婆泉都有。几个地方收税方式方法一样，如同抢劫。脚户无奈，走过居延海，驼帮为减少货主损失，决定设法绕过税卡，于是进入蒙古乌鲁达色汉地界，把驼铃摘去天黑行走。但不幸的是被蒙古巡边队伍扣留，把驼户9个头人用汽车运到库伦（乌兰巴托）监狱。被扣的货物全部堆起来，将骆驼打上火印。
……后将货物登记造册，按货物数量的20%没收。此外，每人扣税20元，每峰骆驼扣50元，蒙方声称以货抵税，共折银圆23万元。经新疆奇台商会等核实，实扣40万元。
1933年德厚堂曹家与归化回民驼商逯庭玺、王润的三家组成两顶房子驼队，从新疆往归化运货，在哈密以东山地又一次遭抢劫。这次三家共约300峰骆驼，除了货物，还有8名随行苏联旅客。曹家驼队在这次抢劫中受到严重的损失，被抢的货物有10个皮货驮子、5个驼毛驮子、5个玉石驮子和21峰骆驼；还有曹家承揽新疆省政府拓殖公司的34担（即68件）羊肠子；苏联旅客格米林肯的24担皮货驮和另外三个客商的羊肠驮子。王润被抢走10000斤驼毛和30峰骆驼；逯庭玺被抢走73担驼毛和骆驼、马匹等。
由于这些货是新疆津商同盛和祥记、裕昌源、复昌隆、福泰成、德聚公等商号的回货，因此消息传回新疆后，各家商号急忙请求新疆、绥远两地商会出面解决。最后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派盛世才率兵进剿，所有人才得以脱险，但货物损失殆尽。
据说，抢匪早就探听到驼队驮运的羊肠子中藏有沙金，于是策划了这场抢劫。当时斯文·赫定所率国民政府铁道部绥新公路查勘队的一名司机正巧回归化办事，遂向德厚堂报了信，曹家才知道自己的驼队再次遭到了抢劫。
其实，在那个年代，驼队遭抢劫不仅是德厚堂一户。林竞在西北考察时，于1919年8月也曾在内蒙古百灵庙附近一次遭遇土匪，他在所著《蒙新甘宁考察记》书中详细记录了这次遇险经历。其他一些人士在西北考察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当年，西北交通线上税卡盘剥、匪患丛生、混乱不堪的现象，给往来于绥新驼道的运货驼队造成很大困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蒙古、甘肃、新疆经济发展。
（本文作者为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