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五聚餐会是实业界人士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发轫于上海，逐渐形成一个以定期聚会、座谈为主要方式的社会团体，一直延续至1952年。
抗战内迁后，星五聚餐会在重庆蓬勃发展，频频开展沙龙活动。实业界人士利用每星期五的聚餐会，谈生意，谈经济，谈畅行国货、抵制日货，谈国事、议政事，寻求民主建国之路。周恩来曾亲临发表主题演讲，董必武、黄炎培笔下记叙着星五聚餐会的历史往事。
星五聚餐会的发起
曾参加过星五聚餐会的最初成员陈醒吾后来撰文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星五聚餐会就已经组成，并且有它自己的活动。
星五聚餐会大概是在抗战前的1928至1929年之间就开始了。抗战前，上海厂商公会的组织有两个，一个是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厂商会），另一个是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
机联会有一次在大会之后，有部分委员尚未离场，其中有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美亚织绸厂总经理蔡声白、新民机器厂经理胡厥文、华生电器厂经理叶友才、中华珐琅厂经理方剑阁、灵生油墨厂经理陈醒吾等。当时大家都感到会场气氛不好，主要是无法解决日本货倾销的问题。但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问题又很复杂，一时谈不出具体的意见和办法。
后来，方液仙提议搞一个聚餐会，让大家多一些机会接触，逐步深入讨论，希望可以从中谈出一些办法来。大家赞成这个意见，议定每个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五共叙晚餐，机联会的全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约共25人都参加。当时有一位委员表示愿做第一次东道主请客，其他的委员都赞成按年龄从少到老顺序当东道主。至于聚餐的地点、方式和丰俭都由做东的决定，不拘一格。
星五聚餐会早期的活动
星五聚餐会最初的话题是工厂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在日本货大量倾销下，中国的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讨论如何通过相互合作求得解决。稍后，会员中偶有亲友由外地、港澳或国外来到上海，便邀请他们参加聚餐，请他们介绍见闻，也常常谈到日本货到处倾销的情况。
星五聚餐会同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逐渐认识到国货难与日货竞争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除了关税不能自主、日本货得到其本国的政府倾销政策的扶植，尤其是当局不但对民族工商业不加扶植、反而多方摧残之外。就实业界内部来说，各自打算、缺乏互相配合、流通渠道呆滞等等，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加以改善，国货的振兴才有希望。于是，同仁们的议论就逐渐转到工贸双方如何配合，力求打开产品的销路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爱国同胞对日军侵略东北义愤填膺。当时星五聚餐会有人知道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同当时驻守东北的汤玉麟有交情。在征得黄炎培的同意后，陈醒吾随星五聚餐会一班人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中华职业教育社，同黄炎培及该社另一位负责人潘仰尧等交换意见，讨论如何说服汤玉麟不理会南京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战。
经过讨论，公推黄炎培代表上海实业界赴东北与汤玉麟会面，如汤玉麟答应抵抗侵略，则上海实业界愿全力支援，以财力物力供应作战需要。后据黄炎培说，他险些被日军俘虏，历尽不少艰险才回到上海。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蔡廷锴将军统率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上海市民痛恨日军侵略，有组织地进行支援前线工作。当时天气寒冷，前方将士急需御寒衣物，在“十九路军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的号召下，几天之内就征集到大批寒衣及其他物资送往前线。星五聚餐会同仁同仇敌忾，通过各自的关系，征得一些有信用的单位，作为征集物资和与十九路军联络的地点，共10余处之多。
九一八事变以后，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杜重远来到上海。黄炎培与杜重远是故交，某日邀杜重远参加星五聚餐会。杜重远在会上介绍了抗击日军的经过，使星五聚餐会同仁深感钦佩。此后，杜重远常与机联会成员方液仙、蔡声白、胡厥文、叶友才等人接触。
在一次叙会中，有人谈起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曾经说过：“在‘淞沪抗战’中，不少工厂被毁，现多正筹款修复，未能正常生产；加以时局动荡，人心不安，市场萧条，因此银行资金不能充分运用，希望各厂想方设法迅速恢复生产。”张公权的这段话引起星五聚餐会同仁的注意，从而联想到如何利用银行的资金，把工厂的产品运到各大城市，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设立专门推销国货的大型商店，用“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个口号，发扬群众的爱国热情，对抗日本货的倾销活动。
为了实现这个设想，星五聚餐会同仁公推方液仙等人去和张公权商谈。张公权完全赞同星五聚餐会同仁的设想，并表示愿在银行业务许可的范围内，给予优惠待遇。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民营厂矿掀起内迁运动，也有部分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南迁香港，加上若干银行、厂商原在香港就有分支行或驻港办事处，一时间由上海迁港的银行（或分行）、厂商（包括办事处）达到30多家。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天厨味精厂、申新纱厂、大中华橡胶厂、新亚化学制药公司、五洲制药厂、美亚织绸厂、三友实业社以及中国、上海、交通等银行的香港分行。由于香港已经“成为上海与内地联系之中心，并为国内外交通之枢纽，星五聚餐会乃移港继续举行”。
内迁重庆的星五聚餐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等沿海实业界大规模内迁。星五聚餐会转移到香港继续进行，由于工厂之内迁，国外器材之采购，国货产品之外销，亦有相当之贡献。星五聚餐会因其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之大，逐渐成为工商实业界关于经济问题的论坛活动。这一活动为后来成立的西南实业协会所延续和发展。
1938年5月20日，30多家迁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代表在香港胜利酒店欢宴，这是香港星五聚餐会的第一次聚餐。这次聚餐会上，康元制罐厂香港办事处负责人阮维扬被推举为聚餐会总干事，还规定每星期五中午举行餐叙，以东亚银行901号为聚餐会办事处。
1939年9月，西南实业协会成立，总会及四川分会均设在重庆。会址在重庆中四路98号，1945年初迁白象街新建的西南实业大厦。该会除总会及四川分会设重庆外，还设有成都（负责人范英七）、贵州（负责人陈筑山）、云南（负责人缪云台）、上海（负责人潘仰尧、蔡承新、蔡仁抱）等分会，此外仰光（负责人张澍霖、祝仰辰）、新加坡（负责人张禹九）也设有办事处。总会理事长张群，常务理事张嘉璈、吴鼎昌、张笃伦、张肖梅、缪云台、钱新元、刘航琛、卢作孚……
到1940年4月19日为止，香港星五聚餐会员厂商由30家左右增加到60多家，其间每周集会从未间断。当1940年4月19日聚餐次数达到100次时，曾经举行盛大纪念会。会后香港星五聚餐会正式改组为中华国货产销协会香港分会，成为一个社团组织。
胡西园把星五聚餐会称为“一个声气相通的朋友聚会”。星五聚餐会发起者之一的史久鳌说：星五聚餐会名称是聚餐会，“实际上并不是为我们同人自己好吃饭而聚餐，其目的是为谋使一般人有饭吃”。星五聚餐会活动内容包括聚餐、座谈和演讲：“每星期五举行叙餐会时，除会员间彼此叙谈交换着意见外，有时敦请专家演讲，增进同人知识。有时邀请国内各地的来宾报告各地情形，一方借此互通消息，一方可使各人的事业赖以改进。”
座谈有专题座谈会和普通座谈两种，是星五聚餐会的一项主要内容。专题座谈会主要针对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午聚餐结束后进行座谈讨论。在讨论出具体结论和办法后，会把这些结论和办法提供给会员厂商或政府经济行政部门参考，特别重大的问题还会联合各工业团体一道采取联合行动。除了上述这些专题座谈会外，星五聚餐会上还经常在演讲者进行演讲前后举行座谈，通过座谈交流意见，增进了解，加强合作。
随着交流的增多，会员们逐步认识到：要想达到抑制洋货的目的，可以利用银行的资金，把工厂的产品运到各大城市去，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设立专门推销国货的大型商店，用“中国人要用中国货”的理念，激发广大国民的爱国热情，对抗日本货的倾销行为。
意见达成一致后，星五聚餐会下设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专门负责此事。协会派人到南京、汉口、福州等大城市举办国货展览会、国货样品陈列会以及推销团等活动，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带动了西南地区以至全国国货的畅销。之后，昆明、贵阳、成都、桂林、武汉等城市都陆续成立了“星五聚餐会”。
1941年12月19日，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此后数年间这一聚餐会持续开展，到1948年总共300余次。到会者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参加者有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党政要员，金融、实业界人士，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人，社会贤达等。演讲者大多是金融、实业界、学界的专家、名流，演讲内容包括经济信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实业生产、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当前实业界存在的问题等。
周恩来演讲经济大势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西南实业大厦应邀参加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以《当前经济大势》为题对工商界人士发表演讲。胡子婴回忆说：周恩来演讲那天，“会员都来了，座无虚席，非会员也来得不少，站在窗外，户限为穿。”200多工商界人士聆听周恩来的演讲，胡子昂为摆脱特务的尾随，扮装前往。
胡西园在《我主持的“星五聚餐会”上，周恩来发表对工商界的历史性讲演》一文中回忆：“周恩来副主席莅临开会之日，首先我在主席位上站起来，郑重作重要的开幕词，周副主席在雷鸣似的掌声中起立讲演，谆谆施教，大家园息静听。”
周恩来在讲演中，一开讲就表示能同各位先生见面很荣幸。他谦逊地说：“自己对于这项课题，既非素习，又乏经验，尤其在专家面前，实在是班门弄斧，所以今天兄弟是相当惶恐，只能略谈一点感想，以及共产党平时所主张的意见，求教于各位，希望能够尽量批评，不论是赞成的、反对的，我们都愿意接受。”
接下来，周恩来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从发展工业建设的政治环境、资本问题、发展两题、税收问题、劳资问题等5个方面谈了看法，指明了战后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坦诚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建设将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为民族指出了前进的道路。
演讲中，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国家资本、合作资本、私人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的政策，重申了共产党“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的态度，要求“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中国的劳动者与民族资本家都受压迫，应该互相让步，共同奋斗，以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周恩来的演讲，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描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政策。
这次演讲因听众多、范围广，在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厥文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的演讲对我震动很大，听他对国内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
尽管国民党对这篇演讲实行邮检，10月20日的《新华日报》和10月30日的《西南实业通讯》照例登载，公开报道“周恩来发表《当前经济大势》演讲”。
名人笔下的 星五聚餐会
1945年3月，董必武在《大后方的一般概况》之《关于大后方各党派问题》一文中记载：星五聚餐会，这是重庆五个工商实业团体所组成的，其中包括：1.中国工业协会，2.西南实业协会，3.迁川工厂联合会，4.国货厂商联合会，5.中国生产促进会。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组织，每星期五聚餐一次，并讨论他们本身的困难和需要问题，也有讨论到英美苏对我国的关系及国内政治问题。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自延安回渝后，他们曾邀请《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向他们报告陕甘宁边区的状况。他们所最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及对私有财产和对工厂生产、劳资关系等态度问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伟大的胜利和中共力量的增长，对他们都有影响。《新华日报》上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主张，他们是重视并且赞成的。”董必武的文章说。
黄炎培从1942年7月31日被推为星五聚餐会会员后，一直是星五聚餐会的重要成员，从1942年7月31日到1946年2月黄炎培离渝返沪为止，黄炎培参加星五聚餐会52次，5次担任星五聚餐会主席。1942年7月31日，黄炎培在第33次星五聚餐会上演讲《岷江上游考察观感》。《黄炎培日记》记载，1942年9月25日，“星五聚餐会被推主席，请劳动局长贺衷寒讲‘工矿业劳工动员之计划’，首述我国劳工统计，次述意见，颇扼要。高事恒建议民十七所订工厂法有修改必要。尹致中述，工价黑市构成之原因，工人习惯之急须（需）改善，工作效率比战前减半。”1943年10月8日，黄炎培在第92次星五聚餐会上演讲《本届参政会关于经建方面决议案之剖视》。
1941年12月26日，章乃器在星五聚餐会第2次会议上演讲《当前工业金融问题》。1945年11月23日，演讲目前的局势；次日，《新华日报》用《章乃器大声疾呼要用人民力量消灭战争》醒目标题作了报道。1943年1月15日，卢作孚在第57次星五聚餐会上演讲《三十二年度生产计划》。
抗战时期，在重庆的章乃器、厉无咎、吴羹梅、胡厥文、马雄冠、胡子昂、孙越崎、胡西园、康心如、卢作孚、吴蕴初、刘鸿生等著名实业界领袖人物，李景潞、徐伯园、何北衡、张丽门、高秉坊、庄仲文、贺衷寒、谷正纲、吴稚晖、林继庸、刘芸攻、吴国桢、张公权、蒋廷黻、张笃伦等主管经济行政的官员、国家行局负责人、中央部会和各地行政要员，吴景超、杨荫溥、胡政之、王芸生、黄炎培、褚辅成、潘序伦、邵力子、方显廷、郭沫若等学者名流，都在星五聚餐会进行过演讲。
（本文作者系民建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