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学术家园

在文明探源中探寻“何以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访谈

本报记者 张丽

《 人民政协报 》 ( 2024年10月28日   第 12 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

编者按: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要解决什么重大问题?如何进一步做好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与普及?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互鉴实践,对于当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有哪些借鉴?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

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学术家园:从您2000年发表对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总体思路和课题设置的构想,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2年启动预备性研究、2004年正式启动,您始终走在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要解决怎样的重大问题?

王巍:文明起源研究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从2002年启动预研究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开展20余年,共有涉及考古、历史、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等近20个学科、60多个机构、40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究。

这一工程事关中华文明历史的重大问题,即中华五千年文明是历史真实,还是“只是个传说”?国外学术界曾比较普遍地认为,中华文明的开始应从商代晚期使用甲骨文字算起,只有大约3300年历史。我国古代史学者则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认为,中华文明应从夏王朝的建立开始,大约有4000年历史。“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要根据是《史记》等古文献记载。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则是,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探源工程把对反映各地区文明化进程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作为最关键的环节,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近50处遗址有计划地、持续地开展区域调查和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揭示出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间,中华大地不同区域文明的演进,并最终汇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理事会作了如下阐述:“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良渚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良渚遗址把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原来国外认定的3000多年更正为现在的5000多年,成为向国内外彰显和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探源工程则为良渚遗址成功申遗作出了关键性贡献。

我们之前还曾面临如何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问题。之前普遍流行的标准就是“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具,存在于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没有使用文字而是结绳记事。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探讨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总结出新的“三要素”——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最根本的标志。“三要素”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材料中概括出来的,也符合其他地区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源工程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世界文明研究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学术家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取得的成果经验,对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哪些启示?

王巍:考古学靠新的资料不断丰富和充实,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的一个不经意发掘,有可能改写历史,改写像我们这辈人依据当时考古材料提出的认识,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希望有更多人热爱中国考古事业,并坚持下来。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这是探源工程最根本的成功经验,必须加以坚持。而把探源工程研究引向深入,必须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同时继续加强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和阐释,特别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参与。还要加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的国内宣传推广,创新传播形式,增强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认同。此外,还要继续大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比如举办线下线上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展,继续办好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和良渚论坛、太湖论坛、北京文化论坛、尼山东山论坛等,形成较大的国际影响。加大对中外合作考古的支持力度,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阐释普及考古

学术家园:您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大会上谈到,新时代的考古研究,还要投入到大众考古、公众考古的领域。在这方面您有怎样的探索与实践?

王巍:考古人除了研究考古,还要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阐释考古、普及考古,比如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文物展览、考古研学、考古讲座、出版图书等,让更多人了解考古,了解与研究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今年9月,探源工程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研究成果已经写入初中历史课本。我参与了教材修改,比如增加了万年的稻作、8000年的骨笛、甲骨的刻画以及5000年的良渚等。最近我还出版了两本介绍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通俗读物——《听首席专家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源来如此——跟着考古学家去探源》,介绍了不少最新的重要考古发现——桥头遗址8000多年前的彩陶“八卦”符号、双槐树遗址5000年前的“北斗九星”遗迹、南佐遗址5000年前的“九台”和宫城宫殿等。我将考古成果结合人们日常生活,深入浅出地解答“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等考古学核心问题,从时间线上梳理这些考古成果发展脉络,从文化传承的内涵上厘清分布于中华大地各个地方的考古文化的内在联系,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深刻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更好地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态度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学术家园: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互鉴实践,对于当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有哪些借鉴意义?

王巍:放眼世界,距今5000年前后,是世界各古老文明形成与初步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各地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及冶金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后传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冶金术在西亚地区是制作小件的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而在其传入中原地区之后不久,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利用在此之前已经熟练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发明了用陶范铸造青铜器容器的技术。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最早的青铜容器残片和铜铃。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容器铸造技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重达800多公斤的司母戊大铜鼎就是突出代表。这一事例表明,中华文明对外来先进文明因素并非只是照搬,而是在吸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最好体现,也是其生生不息、永葆活力、延绵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距今5000年前后,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粟、黍的栽培技术向西亚地区传播。此时期经由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比汉代张骞通西域早2000多年。还有水稻和丝绸的向外传播,也都远远早于汉代。记述西周穆王游历四方的文献《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游历到西域的女王国,赠送给该国国王西王母大量丝绸。在古希腊的文献中,可以见到希腊的贵族以拥有一件中国产的丝绸衣物为荣的记载。由此可见,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对于两地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精辟总结。知古鉴今,当今社会的发展,同样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2024-10-28 本报记者 张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访谈 1 1 人民政协报 content_69235.html 1 在文明探源中探寻“何以中国” 69,235 /enp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