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春秋副刊

转折的力量:

遵义会议题材绘画的图像叙事

朱剑

《 人民政协报 》 ( 2024年11月07日   第 11 版)

2003年 吴山明、何士扬、吴激扬 中国画 《遵义之春》

表现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美术中的重要题材。以遵义会议为主题的绘画作品,通过艺术家的出色创意,越来越呈现出不可替代的魅力,这里介绍几件重要的表现遵义会议题材的绘画作品。

走向胜利

彭彬创作的油画《走向胜利》,作品采用了情节性叙事,属于古典叙事的典型。作品所表现的场景是会议结束之后,朝阳映照下,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三位与会者依次走出会场的样子。他们穿着整洁,面容也更显丰满与年轻。

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画中的毛泽东头戴红军的八角帽,手上还拿着一顶草帽。不难发现,这顶草帽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它不仅没有历史依据同时也不具有实用意义,所以必然属于一种象征物。那象征什么呢?答案不妨从另一件作品开始寻找。

1960年,画家李琦曾创作过一幅中国画作品《毛主席走遍全国》。画面上的毛泽东主席手中,就拿着一顶草帽。事实上,“草帽”本身就有特定寓意。当其与领导干部结合在一起时,便具了有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的涵义。故而,草帽形象在相关题材的美术作品中,往往也是蕴含此类涵义的图像符号。在此,《走向胜利》中毛泽东手中的草帽与《毛主席走遍全国》中毛泽东手中拿着的草帽都具有强烈的符号性,寓意一致。

沈尧伊在2006年创作油画《遵义会议》。这件作品根据著名作家魏巍的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来还原历史事件现场。基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体会,创作者在将文字转化成图像的过程中进行了想象发挥。比如表现会议召开时,本来摆得很整齐的椅子被拉得松松散散,与会者或站或坐,十分符合过惯战争生活和游击生活的人的性格。

在这里,道具充分暗示了会议的气氛和人物性格。据与会者回忆,遵义会议始终洋溢着民主的气氛。而作品中那看似随意的人物布局、表情、动作以及由此形成的视觉关系,恰恰生动再现了当时的氛围。

再看画面主体部分的窗外,明显表现的是黑夜,但画面最右部分回廊尽头的窗外,却又隐约可见一片明媚阳光。这种看似矛盾的时间表达,恰恰是画家的匠心所在:空间上,回廊位于会议室的转折处,寓示遵义会议的“转折”意义;时间上,回廊尽头的明媚阳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将从此走向光明。会议室内上方,还弥漫着一团团的烟雾,画家却处理成一种正在逐渐散去的视觉效果,以此“云开雾散”的感觉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相匹配。正是以上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这件作品图像叙事的独特视角以及令人击节的创意。

遵义曙光

2016年杨参军、井士剑、任志忠、周小松主创油画《遵义曙光》。这件作品描绘会议结束之后,与会代表们会后走到室外走廊眺望远方的场景。

众所周知,“转折”是遵义会议的历史性意义所在。而创作者正是对“转折”进行了视觉呈现。在画面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四个“转折”:一是会议结束即会议状态的转折,二是昼夜交替即客观时间的转折,三是凝重与轻松,即与会代表们状态的转折,四是由室内到室外即空间状态的转折。

从这四个转折中,晦暗与光明、逼仄与宽阔形成鲜明对比,加上画面人物站立远眺,憧憬未来的情境引导,最终使创作意图在此巧妙的图像叙事中得以呈现。作品的细节也辅助了图像叙事的完整,比如画面中有两种光源,一是会议室内透出的灯光,另一个是清晨青紫色的天光,一左一右,一冷一暖,不仅赋予画面色彩节奏的丰富变化,而且灯光的微弱与天光的铺满对比也暗喻着局促过往的结束与光明前途的到来。再如画面的视角也成为叙事特色。虽然画面基于写实手法来完成,但突破了传统焦点透视的限制使视域扩至180度广角,这样让室外走廊的空间看上去显得十分开阔,特别是屋顶拱券的大圆弧形与会议室门的小长方形在视觉上几乎并置,让室内室外俨然有新旧两个世界的感觉。再者,屋顶拱券、远山轮廓和室外房角的平行直线之间构成的富于张力的穿插关系,同样在叙事上引导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向感。

2003年吴山明、何士扬、吴激扬合作中国画《遵义之春》。它不同于以上介绍的三件作品,而是属于现代叙事类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件作品中,笔墨语言走到前台,成为图像叙事的主角。

表面上,《遵义之春》属于古典叙事类型的范畴,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古典叙事的元素一个不少。创作者选取与会者走出会场的那一刻,20位与会者站立在画面中,背景则是那幢小楼的一部分。

但是,作品最令人难忘之处,乃是主创吴山明所说的:“首先是笔墨和主题的结合,笔墨和人物塑造如何结合。”画家几乎完全采用宿墨。宿墨就是隔夜的墨。其特点是色泽浓黑,且开始脱胶,画在宣纸上水渍漫漶而笔痕犹存,水墨分离的效果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陈旧气息。正是凭借宿墨所呈现的特殊视觉效果,画面中的点、线、面的符号学意义开始凸显,造型重心也随之从形貌转为结构,体面变为笔墨。笔踪、墨迹、水痕相互渗化,既塑造了形体,又表现了明暗,与环境也实现了衔接。尽管整件作品以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和写实技法为主导,但笔墨仍然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叙事语言而存在。那些宿墨线条带来的水晕,水印,水渍,水痕,水洇所营造出视觉效果,仿佛经历了风雨洗尘的岁月留痕。

《遵义之春》表现的具体时间是初春的清晨,本应是一个天色刚亮,寒意逼人的场景,但这样的场景感受根本无法直接通过画面被传递出来。于是,笔墨本身被凸显了。在此,不仅图像叙事类型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折,中国画这一独特的传统艺术也通过与西方创作理念和创作技法的融合而实现了审美意蕴的呈现。

综上可见,遵义会议题材的绘画作品,其图像叙事需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分析、历史细节探究以及对环境、道具、氛围捕捉等科学实证的基础上,并在这种尽可能还原的历史真实基础上赋予画面象征性结构,建构出更高层次的叙事性。在解读这类作品时,亦需要在观念史、概念史乃至社会文化史层面寻求分析策略,从而对图像所蕴含的信息进行深度挖掘,才能真正深刻、全面地了解作品,并从中体会到民族审美和民族精神的高度、力度和深度。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馆藏品征集部主任,美术学博士后、艺术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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