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创新文化土壤的滋养。”“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馆原馆长王渝生长年致力于科研科普工作，在科研科普中探索文化创新，年过八旬的他近年来更是因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爆款”科普作品而“出圈”。对于科研科普与文化创新，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有哪些优秀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文化与科学精神对当代科学发展有哪些启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推动高质量科普？本报记者就此专访王渝生。

“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学术家园：前不久，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成立10周年之际，您作为受访人代表谈到口述史项目对您的影响。回顾您的科研科普经历，有哪些对您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和事，这些会给人们留下怎样的文献价值？

王渝生：我是数学专业出身，获得我国第一个科学史博士后，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了20来年的科学史研究，2000年以后调任中国科技馆从事科学普及。我从科研转向科普，不得不提及周光召先生。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周光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临近研究所换届，周光召说想把我调到中国科技馆担任馆长。我最初并不情愿，觉得在中国科技馆开展科普，相比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在科技创新上要求要低一些。

周光召得知我的想法后，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搞科研是一把手，搞科普也会是一把手，因为你能“说”会“讲”。搞科研的人不一定都能够搞科普，但搞科研的人才能搞科普。他认为科普工作者要做到4个“家”——科学家、文理杂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并以我为例分析道：你是科学家，至少也是科技专家；科技专家还要一专多能，不仅懂科学，还要懂一点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教育等；开展科普工作要像科普作家一样能说会写；作为中国科技馆馆长要像社会活动家那样接触群众、融入社会。听完这一席话，我深受教育，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之后的工作经历证明，我做科普比做科研更有“出息”。

带给我深远影响的，还有李政道先生。我在考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后，有机会能听到李政道的讲座。虽说是学术讲座，但我感觉也像是科普讲座。比如他说学科学的也要学一点文学，也要学传统文化，学“新三经”——《易经》《墨经》《山海经》——《易经》有二进制原理，《墨经》有力学和光学概念，《山海经》有科学幻想故事，科幻也是科学的属性之一。

记得那次讲座我坐在第一排，听完很激动，现场与李政道探讨《易经》是否二进制的问题。他很感兴趣，并认可我的关于八卦并非二进制而只是有两个符号，缺乏数学上的进位和计算方法，但可认为是二进制的胚胎和萌芽的见解。当天下午李政道还邀请我去中国美术馆参观“师牛堂主”李可染举办的作品展览。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请李可染创作一幅画，表现电子对撞机所释放出的强大能量。于是李可染画了两头面对面、抵角相持的牛，并赋予这幅画一个特别生动的名字——《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李政道认为，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对我从事科研科普都产生很大影响。

从科研到科普，从科学到文学，我从周光召和李政道两位先生身上受益良多。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学术家园：您作为我国第一位科学史专业博士，长期深耕于科学史研究领域。在您看来，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文化与科学精神，对于当今科学发展有哪些启发？如何提炼其精髓，并进行有效的现代阐述与研究？

王渝生：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是以农立国、以农为本，农业科技始终处于领先水平，很早就有了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有以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发明。中华文明在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近500年以来，西方文艺复兴后开始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过，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而中国近代科学则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西方用中国火药发明为肇始制造的洋枪洋炮、郑和下西洋造船航海技术等打破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的大门，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屈辱的道路。

但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因为过度改造自然、征服自然，逐渐出现了资源匮乏、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转过头来，再来研究中国农耕时代的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则对当今科学发展不无启发，可以古为今用、中为洋用。比如《礼记·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就是科学，诚意正心就是人文，有了格致诚正，才能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再如经世致用思想，医学以治病救人为宗旨被称为“仁术”，天文学观察天象总结出阴阳合历用二十四节气规律指导农业生产，数学的算法化、程序化、机械化特征更适应于计算机程序和数字化。就像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所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认为，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这一点在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中国古代科学还具有先行性和前瞻性，比如电子计算机的打孔程序源自中国古代纺织中的提花技术，现代铸造技术从中国古代“失腊法”中受到启发，中国古代的编钟、透光镜、越王剑、龙洗都是科研领域前沿问题。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的话，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被强有力的人物重新加以雕刻，使之适应雕刻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真理如果不总是重新创造，它就会被我们遗忘。从事科技研究，就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古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才能做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千万不可数典忘祖。

“科普的重点要放在未来”

学术家园：您经常身体力行到各地开展科普活动，不仅在线下还在线上，并且出彩“出圈”，吸引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关注与欢迎。您认为，科普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什么？

王渝生：科普科普，姓科名普，既要讲科学性，还要讲普及性，通过深入浅出让科学有趣味，吸引大众的喜爱。这是科学的重点也是难点。

科普，要讲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我个人科普经历来说，我是科技史研究出身，对过去和现在讲得很熟，结果孩子们问的都是黑洞、外星人、人工智能等未来科学的问题，这让我深切感觉到，科普的重点要放在未来。我曾在《求是》杂志上发过《当代科技发展的态势与前瞻》，提到当代信息科学方兴未艾，但新能源新材料层出不穷，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后来居上，未来科技发展要从物质科学时代走向生命科学时代，要从信息时代走向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新时代。

当然，科普的难点还有不少，比如很多科研出身的科普工作者还要学一些哲学、文学、艺术学，科学与艺术联通，才能够吸引更多青少年的兴趣。

学术家园：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科学研究领域的很多专家学者，以图书出版、讲座等形式支持与参与科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开展高质量科普？

王渝生：近年来有很多专家学者开展科普，是可喜的。以我个人为例，我就得益于老一辈科学家科普作品的阅读，比如高士其、竺可桢、华罗庚等。我小时候读华罗庚的《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等科普作品，开始对数学产生兴趣。

在现代化历程中，科普也要现代化。科普的现代化就是要创新科普内容、创新科普形式，就是高质量的科普。这就需要注意，原来我们说科普，就是把科学高深的东西普及化，然后普及大众。但我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科普也要普及到科学家本身、普及到领导干部当中去。因为现在科学越来越高深、越来越专业化。比如我是学数学的，听到生物学有关健康的科普，才发现自己以前有些生活方式不科学不文明，听后才开始有了健康的文明的科学生活方式。而领导干部不一定要在各门科学知识方面面面俱到，但一定要掌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推动我们尽快建成科技强国和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