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进一步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推动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如何全方位、多角度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部分关注该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以期为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提供更多真知灼见。
让农民工“有活干,有钱赚”
12月14日,清晨5点的北京。简单吃过一口早饭,57岁的朱锐拿起大大的工具包走出家门,开始向20余公里外的零工市场进发。
作为一名建筑工人,今年是朱锐“漂”在北京的第7年。因为天气日渐寒冷,不久前,他所在的工地提前结束了一年的任务,而他的工作也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
临近年关,不少老乡选择提前返乡。但三个孩子上学、买房、娶妻的重担压在肩上,朱锐决定再咬牙拼一拼,春节前再回去和家人团聚。
马驹桥,北京最大的零工市场。6时许,天桥下已经站了不少人,和相熟的几位同乡打了个招呼,朱锐又把手缩进了兜里。
“不一定每天都能接到活,遇到啥干啥。”朱锐说,“零工市场都是日结,工资在三四百元左右。”
朱锐告诉记者,他有两儿一女,都在老家信阳。老大老二已经工作,马上要结婚。“‘老末’明年要考大学嘞。”说起孩子,他的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这天,朱锐的运气不错,“领”到了一份室内装修的工作。“带的工具能派上用场了,也不用吹风受冻的。”
朱锐的故事,是众多农民工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平均年龄为43.1岁,是稳就业重点群体之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活干,有钱赚”是无数个“朱锐”共同的心声,也是他们最朴素的梦想。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总工会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
“农民工作为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保障他们的各项权益,关乎千万家庭冷暖,也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王均金表示,《意见》对此提出了具体路径和办法,彰显了我国对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力度和温度。
为了解农民工的不易,多年前,王均金曾到建筑工地亲身体验过“小工”的一日生活。“晚上回去腿像灌了铅一样,倒头就睡,太累了。”因为这段经历,王均金对农民工特别关注。
王均金在调研中了解到,企业“用工荒”、农民工“就业难”的现象依然存在。在他看来,出现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和农民工之间用工信息的不匹配。
“要尽快构建一个操作便捷、数据完备的全国性农民工信息大数据平台。”王均金呼吁道,“有了这样的信息平台,就可以充分发挥大数据效能,实时记录农民工的就业经历、培训历史等信息。”
“这既可以实现农民工、企业、技能培训机构之间的对接,为农民工提供精准岗位引导,还可以形成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和困境。”王均金说。
不以年龄“一刀切”
最近,朱锐又多了一项新的开销:买染发剂。
“得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点嘛。在零工市场,年轻力壮的更吃香。”朱锐有些腼腆地对记者说,“等来年这个工程做完,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活儿,现在很多工地都不要60岁以上的大龄工了。”
不过,朱锐对此也表示理解,“体力确实跟不上喽,天气一冷一热都容易出问题,危险性也更大了。”说着他轻轻叹了口气。
《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平均年龄43.1岁,50岁以上占30.6%。像朱锐一样,很多大龄农民工面临“无工可打”的困境。
对于大龄农民工就业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一直持续关注。“党中央始终高度关注农民工群体,制定出台一系列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和支持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吕国泉表示,“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大龄农民工就业问题。”
据吕国泉介绍,中国社科院一项关于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显示,数字AI技术的应用,致使一线生产工人需求量下降19.6%,新生代农民工多集中在服务业,超50%的农民从事第三产业,而大龄农民工再就业受年龄和技术等限制被挤兑在零工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工进入城市,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吕国泉呼吁,“不能以年龄‘一刀切’,要让身体条件允许的大龄农民工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实现充分就业。”
“近年来,多地加强零工市场建设,在服务大龄农民工方面前景可期。”吕国泉建议,在大龄农民工集中的家政服务、搬家货运等临时性、季节性用工需求大的行业,要进一步开创“服务平台”,发动企业入驻,实时发布岗位、薪资等用工需求。“要在大龄农民工使用较多的媒体平台上积极推广‘服务平台’应用,及时提供就业对接服务。”吕国泉说。
“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能帮助他们多获得一份经济来源,是稳就业的重要一环,也是全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方面。”吕国泉说。
吃上“技术饭”
端稳“就业碗”
不久前,家住江西上饶经开区仙山村的连桃红拿到了期待已久的“育婴师资格证”。此前,因为没有技术、文化水平不高,连桃红一直靠着打零工为生。
“在外打工,有技术和没技术收入相差好几倍。”今年31岁的连桃红说。
今年9月,连桃红得知当地人社部门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她第一时间报了名。
“趁年轻,想多学一些技能。”连桃红信心满满地说,春节后她就准备南下广东,“有一技在身,不信找不到好工作。”
如今,像连桃红一样想吃技术饭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等联合发布的《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调研报告》显示,69.1%的“95后”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职业技能培训机会。
作为“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政协委员、重庆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喷粉班班长卢跃富对此深有感触,“无论身处哪个行业,练就过硬的技术才是立身之本。”
20岁出头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卢跃富便只身前往杭州,“和大多数刚进城的农民工一样,辗转在各个工厂,做过很多工种,工作也一直不是很稳定。”
“带着迷茫回到家乡重庆,机缘巧合来到现在的企业,开始接受系统培训,才终于找到了清晰的职业规划。”卢跃富笑着说,“所以你看,接受培训对我们而言尤为重要。”
卢跃富注意到,今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面向广大农民工群体开展大规模、广覆盖、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技能提升和就业创业。
但卢跃富在调研中也发现,能够获得职业技能培训和认定的农民工仍是少数。
“一方面,因为培训占用工时、与收入不直接挂钩等原因,不少农民工尤其是大龄农民工参加培训、提升职业技能等级的积极性相对较低。”卢跃富说,另一方面,尽管技能提升的渠道和政策福利已经具备,但在一些地方实际落地效果仍不尽如人意。
卢跃富认为,让更多农民工吃上“技术饭”、端稳“就业碗”,需要全社会协同推进,“要尽快构建起‘就业导向、政策扶持、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
“此外,要定期调研市场热门技能需求,结合农民工自身基础与意愿,制订针对性培训计划。”卢跃富说,考虑到农民工工作时间问题,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灵活培训时间,“总之,要多措并举,让农民工就业路更宽,生活有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