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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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没有任何钢琴基础的学生，修毕考试竟然弹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升C小调前奏曲》和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选段。

宿舍里，除了我之外，谭盾、瞿小松、陈远林、马建平，也都是小提琴出身的钢琴白丁。几年的钢琴课，他们几个也很优异，都没少给自己的钢琴老师带来惊喜。李菊红老师是钢琴共同课教研室的主任，我记得我们钢琴修毕时，她显得很兴奋，几次对我说：我要把赵渢院长请来听你们班的钢琴修毕考试！

钢琴，是作曲专业的必修课。

我大学时的钢琴老师，只有一半中国血统。她模样是外国人，很亲切慈祥，总让我联想到高尔基笔下的外祖母。但她的名字非常中国，叫李菊红。

我跟李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楼道里一架破烂报废的钢琴旁。当时我刚入学，还没分配琴房，闲着没事，就在那架破钢琴上锻炼人人都软弱无力的无名指。李老师碰巧路过，她制止了我，说：别瞎练，别着急，我们会让你进步很快的。又问：你是上海来的？我说不是。广州的？也不是。那你哪儿的？重庆。哦，重庆。然后她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别瞎练！

也许因为这次相遇，我后来成了她的学生。我考进中央音乐学院之前，是乐队的小提琴手，没摸过钢琴，因此，她最初给我留的作业极简单。一般人初学钢琴，左手比右手笨拙，可我拉小提琴的人，左手手指非常灵活有力，再加上作曲的人有很强的读谱能力和音乐理解力，因此完成作业极为容易。有一次上完课，隔天她路过我琴房，顺便进来看一眼，结果她大吃一惊，在她看来，我已经练好了，可以再留新的作业了。从此，她不再给我留供一般初学者用的曲目了。

李菊红老师教学很有想法。譬如，她不让我仅仅弹钢琴独奏曲，还让我弹歌曲伴奏。练好了，就让她钢琴班上的声歌系同学来唱，我给伴奏一下。这种新鲜的体验，对我很有益。学了两年后，她让我弹钢琴协奏曲《黄河》，她亲自给我弹伴奏。虽然让我弹的只是最容易的第二乐章“黄河颂”，也令我兴奋不已，练琴的热情空前高涨。心想：老子虽是白丁起步，现在也能弹钢琴协奏曲了！

不过，她留的曲目也有我不喜欢的。有一次，她让我弹一首创作于“文革”中的钢琴曲，遭到我强烈抵制。我拒绝练这首曲子。此曲的作曲者，是李老师敬重的人，所以她也毫不让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次上课我弹完别的就住手，她就说：还有一首。我这才拿出乐谱，磕磕巴巴试奏一遍。终于有一天，上完课已到午餐时间，她说：你去吃饭，我等你。吃完饭我陪你练。我说：你不吃饭吗？她说：我不饿。你快去吧。我起身走出琴房楼，在楼下转了两圈，然后回去跟她说：我吃完了。她说：不可能这么快。你真的去吃，我等你。

她这一手把我治住了，我只好投降，表示一定练。我嘴上答应了，可终究也没好好练。考试时，这首曲子弹得乱七八糟。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77级的同学开始写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作品，在音乐界引发争议。李菊红老师知道，她遇到的这一班学生是特别的。由于她那一辈知识分子经历了太多的运动，所以她是有担忧的。但是，她也坚定地相信，我们是真诚地在追求艺术。有一天她问我：你的作品放在哪儿？我说放在宿舍。她说：你能送我一份儿吗？我会替你保管好的。写到这里我眼泪都下来了……

换个话题！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寻根热，使年轻人崇尚粗犷。我那会儿常常头发蓬乱，衣服邋遢，还整天不停抽烟。有一天上完钢琴课，李老师突然要我带她去我们宿舍。到了宿舍楼梯口，她说你上去把衣服换了，然后把脏衣服给我，我带回家给你洗。

今天，此时此刻，我只能说在那一刻，我大脑短路了，否则我不可能按她说的做。可是，鬼使神差，我确实按她吩咐的做了！

更不幸的是，这事儿被班上同学知道了。在食堂吃饭时，我遭到我们班三个女同学的围攻。她们人多，又个个伶牙俐齿，我斗不过她们，只能听着，闷头吃饭。不料，她们越说越来劲儿，总之，那一次，我被她们三个欺负惨了。她们大概嫉妒我遇到好老师。

读大学期间，我太过用功，所以有段时间脸色苍白。李菊红老师认为这是营养不够所致，要我每个周末去她家大吃一餐。其实，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食堂很不错，我又是带薪读书，不存在营养问题。去吃了几次，每次看着李老师在厨房忙活，感觉很不好意思，就跟她商量能不能不去了。李老师斩钉截铁地说：周末必须回家吃饭。她怕我听不懂话中的意思，还特别重读了“回家”二字。哎，简直就是高尔基的外祖母再世啊。

数年一晃而过，钢琴修毕的时候到了。得益于李菊红老师的悉心授教，我这个没有任何钢琴基础的学生，修毕考试竟然弹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升C小调前奏曲》和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选段。

宿舍里，除了我之外，谭盾、瞿小松、陈远林、马建平，也都是小提琴出身的钢琴白丁。几年的钢琴课，他们几个也很优异，都没少给自己的钢琴老师带来惊喜。李菊红老师是钢琴共同课教研室的主任，我记得我们钢琴修毕时，她显得很兴奋，几次对我说：我要把赵渢院长请来听你们班的钢琴修毕考试！显然，她对本班诸君的学习是极为满意并深感自豪的。

我的钢琴课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师徒们在莫斯科餐厅聚餐。跟现在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是老师请学生吃饭。一同赴宴的，还有同一钢琴师门的陈怡、周龙、赵易元、林德虹等。那时，老莫餐厅依然还是北京最高档、最昂贵的西餐厅。李老师很慷慨，晚餐极为丰盛，我一直吃到嗓子眼儿……

李菊红老师退休后，与老伴儿、孩子移居香港。我去看过她两次。第一次，她听我说有女儿了，特别高兴，就去玩具店挑选毛绒玩具。她每拿起一个都在脸上依偎一下，最后选中一只小兔子。递给我时说：这个皮肤感觉最舒服。我女儿很喜欢这只小兔子，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出国留学，一直带在身边。

我第二次去香港看她，请她去看我的歌剧《夜宴》。她迟到了，不让进。我安慰她说：咳！其实也没啥看头，我们去喝点什么吧。她不，她要通过监视器看，服务员就给她搬来一把椅子。

开演后大厅里空空荡荡，她独自坐在椅子上，专注地望着监视器，直到中场休息……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2017年6月的一天，我在教学楼旁边的吸烟处碰见一位钢琴老师，蓦地，我想起了李老师。我在心里默默地算了算，感觉李老师应该快100岁了。于是我问这位钢琴老师：您知道李菊红老师现在的情况吗？她说不知道，但可以帮我打听。然后我们互加微信后她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微信来了：李老师已经过世。

回忆年代久远的人，我对声音的记忆超过对面容的记忆。譬如我小时候的保姆，我回忆她时，她的面孔是模糊的，但我能在脑内清晰地听见她叫我洗手吃饭的声音。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暴风雨》的第一乐章中，有几处宣叙调对我来说很难。西方宣叙调与中国式旋律差异极大，中国人不容易把握。上课我弹到这里时，李老师就会开始唱，用歌唱引导我找感觉。我现在就能在脑内清晰听见李老师的歌唱声，还能听见她说话的声音：

“这个音要沉下去，要感觉手指的力量穿透了琴键……”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