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开栏语：

书籍，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潘凯雄委员的职业生涯始终与书为伴，可称得上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书苑老将，以“沙场秋点兵”的姿态审视书业的变化与发展。从本期起，“书苑点笔”专栏将刊发他结合当代文化生活中某些代表性现象、新事物新变化等撰写的文化随笔或评论，以飨读者。

每年新年开年不久，北京的开卷公司都要向社会发布上一年度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总体情况报告，由于这家公司从事全国书业景气分析业务已有多年，且是基于一万余家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系统采样，因而其报告在业内具有较高的公信力，一般被认为是较全面地反映全国图书市场景气的晴雨表。

在今年刚刚发布的这份报告中，有一个数据我想对书业而言是颇有刺激性的，那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全国有196万种图书的销售数不足千册。196万？我死死盯着这个数据看了几遍，并先后比较了几个不同渠道的发布文本，才敢认定至少是发布的文字无差异。由此又想起2017年开卷发布的一份滞销书报告中还发布过另外一个数据：全国年销售数量低于10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45.19%。

一个是196万种，一个是45.19%，这两个数据的确足以令图书出版从业者感到汗颜。虽然也可以扯上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客观因素，但在如此庞大的两个数字面前，所谓客观因素即便着调，那同样也都是苍白无力的。

单说196万。面对这个庞大的品种数，我想至少应该先做如下三点辨析：

首先，196万个品种至少是全国近10年左右出版的图书而非仅仅只是指最近一两年出版的新书；

其次，在196万个品种中，有些品种本身完全可能就是极小众的专业图书，其起印数大约也就是1500册以内；

再次，在这196万个品种中，应该还有一些是书名、内容完全相同的公版书或同一种图书的不同版本。

话再说回来，即便刨去这些个因素，剩下的依然还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就该轮到出版业自省了。

据国家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新版图书只有16.8万种，到了2019年，尽管新书品种数较上一年压缩了6%，但总品种数却壮大为50.5万种，10年时间，图书品种总量翻了近三番。这样的数据一方面显示出我们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途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另一方面更是警示我们的出版业去除无效产能的任务依旧任重道远。

导致出版业无效产能居高难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我想主要是如下两点因素的综合使然。

首先，衡量出版业是否健康发展的评价体系不够清晰与鲜明。尽管人们口头上都高度认同出版业本质上就是内容产业，这也就有了“内容为王”一说。“王位”既已明确，那么品种数就本该成为一个极不重要的指标，甚至也可忽略不计。然而，在我们的年度产业报告中，年出版品种数及较上一年同比却时时位居之首，而且还辅之一些似是而非的解读。这样一种无形的“导向”客观上也在倒逼出版方在年度生产安排上不得不将品种数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予以考量。

其次，更残酷的事实还在于无论是出版方还是创作的源头，目前在能力上都还不足以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从解释为什么低质平庸甚至是变相侵权的“重复出版”会屡禁不绝？为什么某位经典作家的版权保护期一到，他的代表作立即如“雨后春笋”般地“茁壮出版”？为什么面对同一社会热点或突发事件，大家要禁不住地一哄而上且“创意”尽然又高度“统一”？

196万种、45.19%，这两个数据如果真实无误，当然就意味着书业去无效产能的任务任重道远，但这个巨大无效产能形成的原因似乎又不是一时可以断然地予以根除。

奈何？笔者自然也开不出什么良方。但有两点却似乎可以明确：一是要认账，要正视事实；二是要有切实的行动，虽不能一步到位，但至少不要逐年在这巨大的无效产能上再去“添砖加瓦”。宁可少一点，也要好一点。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原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