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

近日读到潘岳同志的奇文，比较五胡入华的300年和日耳曼各部入主西罗马的300年。文章说明，这两个类似的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中西后来不同的历史路径和不同的政治结果：一个是族群的分散封建，迄今再未有罗马大一统；另一个是胡汉融为一家、一扫汉末至三国两晋到南朝的颓废，恢复了郡县大一统的勃勃生机。

这文章带着股“仙气”。其一，那段300年极为血腥的中国史在他笔下变成了一部激动人心的浪漫史，“乱华”变成了胡汉文化大交融的“入华”。其二，华欧那各自300年的历史纵横交错、非常混乱，但被他以诗词式的凝练文笔婉婉道来，居然变成了线索清晰的简史，只用了2.7万字。其三，他用一个个精心挑选的动人故事串联那些惊心动魄的混战，更串联对中西史家重要学术观点的评议，建构了一个能与西方史观比肩的、非常中国的“民族”史观。

在潘岳看来，就形成政治共同体而言，基督教的“普世教会”不起作用，不敌日耳曼族属分散的文化基因。然而，潘岳想说的显然不止于“罗马抛弃罗马”“中华选择中华”的历史“路径依赖”。潘岳的文章旨在弘扬一种史观：中华政权的“正当性”来自族群大融合，来自继承秦汉以降的大一统制度。

有个疑问长期萦绕在我脑海里：中华为什么在3000年前就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共同体，而在中华以外直到300多年前才刚开始形成这种政治共同体？潘岳此文探讨两地异族入侵形成的不同历史路径，并非为回答上述问题而作，但也不无关联。他的答案似乎是：特殊的历史文化塑造了特殊制度；日耳曼的文化基因与凝聚大型政治共同体有明显张力。

武王伐纣成功两年后就去世了。其幼子周成王在周公旦的辅佐下创立了中华封建大一统。成王于公元前1021年去世，迄今3042年。说中华大一统有3000年历史并非传说，而是信史。2240年前，秦始皇开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华郡县大一统，更是举世皆知的事。

“政治共同体”指的是“国土、国民、国民政权”的有机共同体，或用基督教的概念是“三位一体”。大一统是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大”指的是广土众民，“一统”指的是有统一管理国土与国民的政府。“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多元一体，“元”指的是“文化共同体”，但“一体”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所有“国家”内，即所有政治共同体内，都存在多元文化。

自西周以来，“大一统”本身就是中华政权“正当性”的来源。康熙年间选2000余年来传颂的佳文两百余篇，编成《古文观止》，其中包括先秦政论文《春王正月》。那是最早叙述政权正当性源于“大一统”的出色文章，千古传颂至今。潘岳文章写的是中华和欧洲非常血腥的那段历史，但究其实质却是首“大一统”赞美诗。大一统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大一统。何以中华政治共同体形成得那么早，而且韧性强大到延续3000年至今？潘岳的文章刺激笔者归纳出一种粗略答案，由下述四种原因构成。

第一是社会平等。社会高下分层越含混、越不稳定，大型政治共同体就越容易形成和稳固。社会分层越清晰、越稳定，大型政治共同体就越难形成和稳固。

中华有“四民分业”，但“百姓”平等，构成了“编户齐民”的基本条件，也是“大一统”的基本条件。既然“百姓”平等，编户齐民，就没有欧式的“阶级文化”。无论建筑、还是文学、还是艺术，都无“贵族”专属之类。早年的“五胡”被这社会平等吸引，最后满族入主中原，也被这社会平等吸引。平等的社会生活非常有魅力，是“华夏无外”甚至“天下无外”的原因，是凝聚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基础。

第二是官民相互依存。“民”不再分，甚至可以“编户齐民”，政治共同体里就只剩下了“官、民”两分。官民相互依存，则政治共同体稳固、兴旺，可以稳固支撑较大规模。官只“代表”某个部分的民，大型政治共同体就难以形成和稳固。

围绕“为什么需要政府，政府何以兴衰”的重大疑问，政治学形成“元理论”。西方近代以来的答案是“契约”，民与民的“授权契约”衍生出民与官的“授权契约”。契约论充满了世俗农耕人难以理解的神秘：谁给谁、在何时何地，怎样“授权”，授了什么“权”？契约论显然不是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不是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一体的逻辑。与近代西方创造的“契约论”形成鲜明对照，中华3000年亘古不变的因果答案是“民本”：政权因民之整体福祉需要而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不是就一时一事民调而来的“民意”，而是百姓对政权的普遍“信任”。民心就是政权的“正当性”，所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科举考试是选官制度，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开宗明义，四书五经的第一本、第一页、第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做官就要入心入脑地修习中华的家庭伦理道德，以百姓为自家至亲，直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民营私，官奉公；民传子，官传贤。于是，中华大一统是个同心圆状的政治共同体，只要官以民为中心，民就以官为圆心。一旦官营私，“民本”变成“官本”，就“失民心者失天下”了。

第三是纽带的天然性。政治共同体越依赖人造意识形态凝聚，就越脆弱；而越依赖天然的民之所需凝聚，就越稳固、耐久。

人可以造意识形态，当然也会造与之矛盾的意识形态，导致派别林立。“天然纽带”指的是育小养老的人类繁衍。家庭是为了育小养老，政治共同体的天然本质是育小养老的互助。无论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在育小养老上组织互助，即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然而，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共同体特别强调某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也就普遍有脆弱和难以耐久的问题。与之对照，中华历朝历代都声称“本朝以孝治天下”。家庭伦理“孝悌”衍生出社会伦理“忠信”，社会伦理“忠信”又衍生出政治伦理“礼义廉耻”。中华农耕人向往遥远未来的“大同”，现实中则脚踏实地追求全体国民的“小康”。继承中华道统，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显然在强调政治共同体组织育小养老互助的天然责任。

第四是生产方式的先进性。近代以来还出现了影响政治共同体大小强弱的第四大要素，即生产方式进步引发的财富形式变迁。

人类大约在7000年前开始有了“产业”，完成了驯化野生的牛羊猪和培育野生植物为小麦大麦、小米大米，还有中南美洲的玉米和薯类。种植和养殖财富就是“第一产业”。但仅在300年前崛起了“第二产业”，制造财富成为财富的主体。紧接着又在最近数十年崛起了“第三产业”，创造的无形财富变成财富的主体。这300年的技术进步，从种植养殖财富到制造财富到创造无形财富，给了我们一个近代的新史观的视角。

潘岳的文章赞美汉胡大融合，表达了他对中式大一统与西式封建的鲜明史观立场。为澄清身在何处，我在此概括世上的五类史观：1.历史是单一神的杰作，2.历史是循环的，3.历史是进化的，4.历史是群体内部种姓、等级、阶级、上中下利益集团彼此斗争和重组的结果，5.历史是政治共同体从小到大凝聚的结果。可以把这五种史观合并简化为当今的两大类史观：

第一，人类历史主要由技术进步和群体内部利益集团的斗争推动。如此史观催生了如下的“自由”价值观：从群体中独立解放的“个人自由”，到集团之间进行利益斗争的“社会自由”，到集团争夺控制政府权力的“政治自由”。这史观强调“分”的社会价值，强调社会集团的强弱胜负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

第二，人类历史主要由技术进步和政治共同体的治乱兴衰竞争推动，比拼的是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力和适合先进技术创新发展的环境。如此史观催生了“大家庭”价值观：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天下一家。这史观强调“合”的社会价值，强调能团结内部社会的政治共同体本身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

正是在第二种史观基础上，笔者对潘岳的文章产生了强烈共鸣。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