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秦川

1917年，26岁的刘半农开始在北京大学担任法学科预科教授，同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当时的刘半农因为博学多才，再加上授课时见解独特妙趣横生，很快博得了众多学生的喜爱，名气也一天比一天大。

正当所有人以为刘半农会一直在北大教书时，不料3年后，他却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去外国留学。当时，有些人对此很不理解。刘半农只是平静地表示，之所以要去国外留学，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系统，“不能更好地承担起教学任务，心里总担心，耽误了那些可爱的学生。”

1925年，刘半农在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随即又回到北京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当时，一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总会吹嘘抬高自己，但刘半农却显示一贯的真诚和谦逊，还像之前那样有一说一。

有一次，他在给学生们谈到自己的求学经过时说：“我出国的时候，是想研究文学与言语学的。不料一到国外，就立时觉得‘二者不可得兼’；于是连忙把文学舍去，专重言语学。但要说到混通的言语学，不久可又发现了预备的困难，因为若要在几种重要的活语死语上都用上相当的功夫，至少得十年八年，于是更退一步，从言语学中侧重语音学。这样总以为无须更退了，但不久又发现了我的天才不够，换句话说，就是我的嘴与耳朵，都不十分灵敏，于是只得更退一步，从普通语音学退到实验语音学，要借着科学上的死方法，来研究不易凭空断定的事，正如谚语中所说的‘捉住死老虎牵猢狲’。”刘半农一番坦诚的“自我剖析”，博得了学生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