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天奡

用全拼方法输入“辛育龄”这个名字，一时还没有默认词组提供。

但，拥有这个名字的百岁老人，在建党百年前夕，被授予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举国传颂。

他是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首席专家、胸外科主任，是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更是在少年时期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的一位老党员。

战争时期，他多次冲上前线救治伤员；和平年代，他长期致力于我国胸外科创建和发展，在该领域多个方面取得“从0到1”的突破。

这位百岁老人的从医之路始于从军，之后一路开拓。他开展了国内第一例人体肺移植手术，他首次将针刺麻醉应用在胸外科手术，他在手术台上坚守了60年，89岁仍在工作，用仁心仁术赢得了百姓的信任。

7月2日，国家卫健委发出通知，号召向他学习。

战场从医，他是与白求恩共事的少年

在辛育龄的左手臂上，有一道伤痕，和小辈谈起往事时，他会把这道疤痕亮出来。

那是这位百岁老人从医之路的起点。之后的84年中，他的人生在反差中不断展开，从弃学从戎到中途从医，从开拓我国胸外科到受命出任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又在之后迅速重返临床。

辛育龄的学生、中日友好医院外科原主任刘德若说，老师原本不想从医。

1921年，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年，辛育龄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38年，16岁的少年放弃了读书的机会，加入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想的是拿着枪上阵杀敌，不料却被安排在冀中卫生部后方医院，成为一名卫生员。

1939年，辛育龄被派到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伤疤是抗战时留下的，一次日军飞机轰炸，惊吓了驮药箱的马匹，辛育龄在拽马时手臂被划伤，白求恩为他缝合了伤口。这位勇敢、专业的胸外科医生，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辛育龄也亲身感受到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他回忆，当时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手术队赴前沿阵地，同志们劝他：“离敌人太近了，危险！”白求恩大夫却说，距阵地愈近，愈能多救些伤员。尽管简陋的手术室外炮火连天，手术室内的白求恩却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把手术做完，展现了超人的胆量和精湛的技术。

最开始，辛育龄干的是药师的活儿。1940年，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部队里流行疟疾和疥疮，然而解放区遭遇封锁，药品短缺，辛育龄当时是冀中军区制药厂的厂长，便上山采常山青蒿等草药，提取有效成分制成药片给战士服用，还研制成功了一种治疗疥疮的皮肤擦剂软膏，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7年后，辛育龄从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外科大夫。辽沈战役时，辛育龄奉命带领医疗队赶赴沈阳参战。抗美援朝时，辛育龄组织医疗队赴朝支援，负责收容伤员。

辛育龄的从医之路，从战火中萌芽，此后一辈子的事业与爱好，都是医学。

坚守一线，他是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奠基人

在职业道路上，辛育龄多次面临选择，每一次都选择了能接触到更多病人的岗位。在这个过程中，他开拓了我国胸外科，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

1951年，辛育龄被我国政府首批派往苏联学习胸外科技术，师从苏联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科学院院士包古士。1956年，辛育龄获得苏联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回国，掌握了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胸外科技术。

“在经济不发达时期，卫生条件差，传染病高发。当时肺结核猖獗，很多人肺气肿、肺纤维化，非常痛苦，他就想给这些人做手术。”刘德若介绍。为了接触更多病人，辛育龄没有留在部队，而是选择进入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后改为北京结核病研究所），组建了胸外科。

传统的结核病治疗方法对大量的重症晚期肺结核，特别是空洞型肺结核合并大咳血的病人治疗无效，常发生窒息性死亡。辛育龄经过仔细研究，创新出双腔插管麻醉下施行肺切除手术，治疗了200多例重症肺结核合并大咳血病人，均获得成功，并于1958年获原卫生部技术革新奖。双腔插管麻醉法也在国内得以推广，为胸腔外科扩大适应症和保障手术安全提供了有效手段。

辛育龄非常重视学习和运用祖国医学。临床上，肺癌术后患者常因刀口痛、咳痰困难和排尿不畅而苦恼，辛育龄在1958年学习中医过程中接触到针灸，发现在试用针灸治疗后患者的上述症状可以得到控制。于是，他把针刺麻醉作为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突破点，成为针刺麻醉手术的实践者与推动者。

1970年6月25日，一台由辛育龄主刀的肺切除手术正在进行。这台手术首次运用一根针进行针刺麻醉获得成功，震惊了医学界。

1972年2月，美国代表团访华期间，听说中国有一种名为针刺麻醉的技术，可以在病人清醒状态下实行肺切除手术，便提出要看手术的全过程。辛育龄为美国代表团一行30余人做了手术演示。

患者是一名普通工人，因右肺上叶支气管扩张准备做右肺上叶切除术。从针刺麻醉操作者辛育龄在病人前臂外侧扎针捻动到实施开胸手术，从病人安详的表情到呼吸、血压、心律等数据，美国代表团全部做了摄像和记录。最后，全身麻醉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手术，辛育龄用了72分钟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术后，病人还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笑容满面地回答了美国记者的提问。看到病人神志清醒，平静自如，没有痛苦，美国代表团成员被针刺麻醉的神奇效果折服了。

1954年到2004年间，在辛育龄的领导下，共完成胸外科手术一万五千余例。上世纪50年代我国绝大部分省市尚未建立胸外科，为在全国普及推广胸外科技术，经原卫生部批准，辛育龄牵头在中央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培训班，为期一年，每期20名。从1958年到1980年，共为全国培养出3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他们都成为所在单位建设胸外科的负责人。为了支持各省市胸外科的顺利发展，辛育龄经常亲赴各地尤其是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帮助胸外科医师做手术，有40余家医院的胸外科是在他的指导下建成的。

建院办医，他是中日友好医院的首任院长

在中日友好医院，辛育龄的称谓是“辛院”，而他真正担任院长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暂。

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介绍，随着改革开放推进，我国急需建设一所现代化的医院，满足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1982年，辛育龄被国务院任命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主持建院工作。在此之前，各行各业都是“大锅饭”，就像不少老国营企业对顾客爱答不理，医疗行业内，医生也没有积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辛育龄确定了崭新的办院理念和管理理念，强调患者至上，多劳多得、优劳优得，调动积极性。

理念是全新的，硬件也是全新的。辛育龄在无数次与日本政府、日本医学界、欧美药械企业沟通谈判的过程中，用最少的资金为医院采购了最先进的医学设备。

不过，辛育龄最大的兴趣仍是临床。医院建成、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后，1984年10月开院时，他宣布辞去院长职务，做回一名胸外科大夫，一直干到了89岁。

2003年SARS疫情期间，中日友好医院被征用为非典定点医院，当时辛育龄已经80多岁，还出任专家组组长，为每一个重症患者进行会诊。

习简业勤，他是“白求恩式好大夫”

辛育龄的从医风格，深受白求恩的影响。

日常交往中，他随性亲和，生活简朴。开学术会议，会自己掏钱请同行去医院旁边的小饭馆吃饭；工作中会给病人熬鸡汤、送粥，非常照顾。自己过得很随意，饮食简单，虽然经常出席各类会议，家里却只有一套西服，觉得一身就够了。

但在专业领域，他极为认真。

医院胸外科至今还有一个传统：当手术台上打开了病人的胸腔，医生要小心翼翼地触碰和保护暴露出的肺脏，避免因操作粗暴造成淤青等伤害。虽然患者上了麻醉、没有痛觉，合上胸腔后，也没有任何人能看到内部的情况，但温柔的手法能减轻内脏的伤害，让患者康复得更好。这种看不见的用心，是辛育龄留下的习惯。

他一直坚持工作，直到82岁，还在亲自主刀肺切除手术。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梁朝阳回忆，直到90多岁，辛育龄办公室的灯光仍然每晚亮起。自从成为一名外科大夫，辛育龄从未放下过手术刀。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棵无影灯下的‘不老松’。”

和白求恩一样，涉及专业问题，他对身边人的要求十分严格。他常对学生说，一针一线，牵系的是病人的生命安危和家庭幸福。他做手术手法利落，学生们一抬手，他光看姿势就知道技术到不到位，年少从军的习惯，批评人时的口头禅是“你这个方法就该毙掉”，后辈常常被逗乐。

由于长年高强度手术，辛育龄落下了腰疾，年事渐长，终于退出一线。科室中的年轻人并不常接触他，但听着他的故事成长起来，对他有着特殊的亲切感。

2012年，医生马千里刚留学回来，在住院部看到辛育龄，进屋探望，辛育龄很亲热地拉着他的手。马千里拿了自己的刷手服，想让辛育龄留几个字，辛育龄颤颤巍巍地执笔写下一句话“马千里，做白求恩式好大夫”。

他这样寄语后辈，也这样从医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