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

作为一个读书人，毛泽东博览群书、博古通今。更重要的，他勤读书而善思考，每谈文艺，总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这见解之所以独特，在于他总是能提出人所未见、未有的看法，但这看法却绝非是一己之钻牛角尖或偏狭之态，而是以辩证的眼光、态度评人论事。这种辩证也非只具有思辨的色彩，而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家，每每又能够站在现实需要的角度谈文学、论艺术。读来真是让人感慨良多。

比如，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石晓等到杨家岭谈话。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又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毛泽东经常要面对一个问题，是更喜欢李白还是杜甫。这一天他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作《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的。

现场去的文学家里有人问：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感人的比较少，是不是由于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写成很好的作品？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4月6日《解放日报》上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

如何对待延安，如何评价同样伟大的诗人，如何通过文学反映现实斗争，毛泽东以辩证的态度给予解释。

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1942年2月17日，参观延安美协举办的讽刺画展览，对作者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给予赞扬，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年谱》里对此进一步做出说明：毛泽东参观讽刺画展览后，有一天邀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谈话。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华君武作），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

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

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乔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对此，毛泽东指出：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报纸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这里，毛泽东深刻指出作品的社会效益问题。的确，为了改进工作，延安内部的批评可以严厉些、再严厉些。但如果是在全国的报纸上发表，任何一种表达都会被看成延安的本来，慎之又慎的要求应该说是符合当时实际要求的。

毛泽东这里又借鲁迅来教育其他的艺术家。关于杂文集《热风》之名，的确与讽刺有关，而且关乎“冷”“热”。鲁迅在《〈热风〉题记》里说：“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这里的确包含着态度上的热，希望以自己的文字的温度，能给周围寒冽的空气以一定的刺激。也含着激发人们的热情，对不合理的现象给予无情批判之意，表达的是强烈的改革愿望。毛泽东抓住了鲁迅强调的态度上的“热”度。不过，鲁迅的杂文之名里，是否包含着对讽刺对象的好坏对比呢，从内容看似乎未必有，他并没有画一棵好树、一棵坏树的意思。但，鲁迅的态度的确是反对无情的冷嘲，而主张有情的热讽。毛泽东紧紧抓住了这一个点来教育其他的艺术家，这也是他对文学灵活学、主动用的一个例证。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对范仲淹的《苏幕遮》《渔家傲》两首词作了评注。写道：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

就像对比李白和杜甫谁更伟大、更让人喜欢一样，词里的豪放和婉约也是如此。毛泽东在这里充分发挥了他的辩证法看问题优长，“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既有侧重，又表达通透，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审美态度。

这种辩证法态度的例证是：1965年6月20日上午，毛泽东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话。谈话内容包括学术讨论、中国文学史、京剧现代戏、教育改革、《辞海》等。毛泽东对刘大杰说，要看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说以后你再有书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

刘大杰向毛泽东提出文学史方面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韩愈的诗文有点奇，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1000年，才由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顶多可以说有些朴素唯物主义成分。

毛泽东还谈道，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他所做的《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之说，他反对迷信。刘禹锡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宋朝的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宋神宗时代，他搞变法，但是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我们要学习王安石这种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见解。

刘大杰问，唯心主义的东西要不要搞？毛泽东说：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作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就是研究过去的东西，也要留心去发现同一时代的对立面。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写出《矛盾论》那样的文章，与他对事物本质以及各种关系之间的准确认识和超强把握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反对做书本的奴隶，并不是要刻意求新求异，而是遇事总能够综合各方立场，分析判断后再加上现实的要求提出自己的意见。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