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崔吕萍
“抱歉，领导们，因为后面还要赶路，所以上午11点无论大家聊到哪儿，我们都得发盒饭。”负责会务的工作人员声音微颤，会还没开就要提示大家领盒饭的事，搁谁都需要心理建设。
2021年8月的第一个周日，早上7点半开始拎包赶路，8点半之前，全国政协委员自主调研组成员，必须赶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烟墩路上的中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会议室。会议室设有大屏幕，屏幕那头，两位因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而无法到达现场的委员专家，已经对着屏幕吃完早饭了。
“很好！很丰富！”拖堂聊了近3个小时，几乎没人离席，当盒饭时间压哨而来，高等学府的会议桌秒变餐桌，委员、学者、企业代表以及地方上的同志，人手一份盒饭开动了。
红烧肉，绿叶菜，喷香大米饭，碧清绿豆汤，土地馈赠与农民辛劳，成就了大家舌尖上的满足。而这场会议讨论的焦点——涉农金融服务，本应是与种子、农药、肥料一样唾手可得的寻常之物，原理简单到城里姑娘小伙买个东西都会用上的工具，却被农民兄弟贴上了“高级”“难得”的标签。
这对吗？
▶▶▶把金融活水引到地头去，“三农”要挖好“可信渠”！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金融至少有3万亿元的资金缺口。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示的“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有5.098亿”计算，每位农民需要借5800多块钱。
隆平高科监事会主席彭光剑为了和全国政协委员座谈，顶着酷暑从湖南特地跑了趟合肥。彭光剑和参加座谈的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原院长方兆本并不认识，但两个人不约而同，谈到了同一件事——要让农民能贷到款，先得搭个平台。
什么平台？
彭光剑认为这是个开放的生态圈，比如打造“好种好粮+核心粮仓+金融服务”相互支撑的“铁三角”。
方兆本也谈到了生态圈，但显然，他说的这个圈子更大一些：“这里得有孵化器、金融科技企业、大的投资机构和传统银行。”
搭平台的目的是信用归集，这有点像早年间孟加拉人尤努斯的法子——带上钱，骑自行车到乡村去，只要亲友街坊说这个人不错，尤努斯就会借钱给他，哪怕他只需要1美元。基于这种尝试，2006年，尤努斯与他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那么，相较于尤努斯的车轮子，当前的“熟人圈”+科技手段，也能让信用“长出牙齿”吧？
“现在看还远未实现。”1945年生人的方兆本早已桃李满天下，这些天他从自己学生那儿听说，金融科技创新服务“三农”过程中，还是躲不开缺少征信记录、无法做个人画像这些“老掉牙”的问题。
“我倒觉得，单一客户授信这条路走了这么多年都没走顺，咱们就该换种思维，比如乡村振兴基本上是一村一业，金融机构根据具体产业是不难设计产品的，可不可以尝试整村画像、整村授信？”从印尼到肯尼亚，在信用信息碎片化的农村，方兆本看到了不少金融科技发挥作用的案例，“这些他山之石，我们能不能借鉴？竭尽全力将监管者、从业者和被服务者及其产业链拉到一个平台上来，当前我国在多地试水的‘信易贷’就是这个思路。”这是方兆本的建议。
▶▶▶“数字金融不普惠，普惠金融不数字”？
即便是还未“长出锋利牙齿”，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至少已过“萌芽”期。那么，它们的“农活儿”又干得咋样？
某持牌互联网银行行长杨德明说，靠着数据的精准画像，过去两年多，2万多名农户通过全线上申领、随借随还，从他所在的银行获得贷款超10亿元，人均获贷5万元左右。至今为止，这些贷款逾期率不到5‰，暂无不良贷款。
“来你这儿贷款的农户，年化利率多少？”面对走访组成员的“明枪暗箭”，杨德明没回避：“虽然科技带来了高效，但民营互联网银行并不在能使用支农再贷款等低成本政策资金的银行范围里，资金成本高，目前农户贷款年化利率是7.82%（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35%）左右，但我们也在尽力压降自身盈利空间，争取让利于农。”
数字化的金融服务不普惠，那么普惠金融的数字化转型之路，是否也遇到障碍了？
“大银行赚钱多，有数字化改造的积极性，地方上的普惠金融机构主体，在县域范围内主要是农商行和担保公司，本身体量就小，赚钱也少，数字化水平跟不上，越是跟不上，经营成本就越降不下来。有个县里的担保机构，注册资本2亿多元，员工20多个人，一年下来光是人工成本就得300多万元，成本与收益之间弄好了也就是打平手。”来自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同志挺摸门儿。
数字金融不普惠，普惠金融不数字，但这并没拦住突围者的脚步。
“昨天下乡时，有农户谈到想借钱又借不到，当时周主席（即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看了我一眼，这个目光恐怕我终生难忘。从村里回来的车上我们就合计，能不能更快地实现数字金融普惠化。”苗萌所在的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颇具代表性——有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技术，有助力乡村振兴的愿望，对“三农”市场有期许，还有“腿”——持牌小贷公司，甚至还愿意拿出相当一部分自有资金做无息贷款，试试涉农金融需求的“水深”。
“把5000万元的无息贷款撒在乡村市场之后，我们有两种特拧巴的感觉。”用苗萌的话说：一方面，有些农户希望探索走网红直播带货那条路，无息贷款对他们来讲是如虎添翼，而这样的幸运者一旦多起来，5000万元很快就成了“毛毛雨”，无法覆盖更多需求；另一方面，在前期扶贫捐助和后期农户回访中，他们发现，还是有一些农户等靠要，无息贷款很可能被他们转存银行吃利息，等于是把到手的渔竿又变成了鱼。
“我倒有个建议，数据安全法马上要落地了，政务数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据与金融机构之间是存在互动可能的。如果能把散在田间地头的数据依法收集，再推给金融机构，是不是就能帮它们分辨客户了？”来自基层的干部总能相互启发。
“政务信息推送给金融机构，收不收费啊？”听到这儿，周延礼插了话。
“政府做的事，肯定不收费。”这位同志回答。
“这个想法好，如果能做起来，不仅服务了农户，也服务了金融机构！我还建议，地方政府在支持金融机构搞乡村振兴时，这个数据推送要针对性强一点，不能东拉西扯、一堆碎片，让干活儿的人拿着数据再去拼图，那就耽误时间了，所以说政务服务既要前置、更要精准。”周主席秒赞秒回。
“我也问个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在工商管理局注册，还是在乡村振兴局注册？”作为这次走访组的组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也插了话。这种交流方式在别处不多见，但在调研走访路上，委员们一直有两条说在前头的规矩——你们别穿靴戴帽，我们会随时插话。
“肖组长”插话后，大家开始交头接耳，有的说自家能管，有的说不知道该谁管。
“比如一个种粮大户，有300亩的种植规模，又雇了几个帮手，他是经营主体。现在无论是工商局、乡村振兴局还是农业农村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有扶持政策，可如果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种粮大户和衙门口可打不起这交道。”大家这才反应过来，“肖组长”话里有话。
▶▶▶“金融服务要‘往下走’，把‘三农’需求往上抬！”
“我其实特别赞同大家的观点，也赞赏大家的尝试。地方上的普惠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面临成本压力，同时按照相关要求它们还不能到外面去展业，要帮它们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跳出金融说金融、做金融，否则是找不到出路的。我认为应强调科技赋能，当科技很自然地嵌入‘三农’的任何一个场景下，比如育种、化肥、粮食烘干、销售，还有土地流转、保险等内容全部实现了数字化，整个生态都可以做数据分析了，普惠金融不数字的问题是不是就好解决了？要搭建这一生态，地方政府要有担当，要立足本土，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实力且了解本地农业特色的科技公司。”提出问题，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且可实操的建议方向，是“肖组长”走访路上的一贯风格。
那么，数字金融不普惠，又当何解？
“个人认为应该搞报销制，数字化转型后的金融机构在符合国家政策前提下，将成本较高的资金贷给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小微企业，可以据此向人民银行申请成本较低的再贷款。其实现在扶农政策很多，为了让金融机构有动力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这些年国家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普惠型小额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央行定向降准等，问题是互联网银行有些好政策还享受不到，因此建议进一步研究扩大央行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的范围和方式，鼓励金融机构用足政策，放手去干。”由于说的全是干货，肖钢的发言变成了现场授课，“学生们”都忙着记笔记。
“要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我看现在还有一个痛点，那就是数字鸿沟。原来我们担心村民不会用智能手机，这回到村里一看，大家都会用App，这是好事，但如何通过智能手机让自己和省里、全国的农户、涉农政策和服务连在一起，这还真的需要宣传、普及和教育。”抓紧时间，周延礼按亮了话筒。
“干啥都需要钱，但不能说咱们自己的短板都不补，直接就找银行伸手，从这个角度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真得在粗粮细作上干出点成绩让大家看看。当然，银行在授信与风控方面也得向前一步走。有个企业家告诉我，赚钱的时候找银行借点钱，积累上信用，到缺钱的时候贷款用。这其实是个老问题，但需要新的、管用的解决方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同时作为中科院院士的郑永飞，开了个意味深长的玩笑。
“金融服务要往下走，把‘三农’需求往上抬，不能互相怕，搞成‘近乡情更怯’，事实上，这两者结合得越好，农民的日子就越舒心。这次走访能深入农村，还能听大家说真话实话，我特别满足。只有农村发展起来，大循环才能打通梗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是在坐而论道，而已经是起而行之了！”除了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这个身份，全国政协委员张野还是个“背包客”，他喜欢利用各种休假时间搞乡村调查，相比独自走访的思与辨，用张野的话说，这次走访加座谈“更解渴”。
“由于时间关系，线上线下还未发言的3位同志每人只有5分钟时间，先请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先生发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兼会议主持人张增田这一上午不时在看表，好几次他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打断大家的交流。不过对于最后一位线下发言嘉宾，以及从一早就在线，等到中午才发上言的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霍学喜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主持人严格行使了时间把控权，以至于3位“大咖”事后均找到我们，又畅所欲言了一番。
“吃饭时间也可以交流……”盒饭“进行时”，大家已经热烈地讨论起来，我们再次听到主持人张增田的声音——他没有按亮话筒，好像生怕再打断谁的发言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