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焕性

道德经济学及其相关问题是厉以宁老师近30年来讲得较多的话题之一。2018年1月，厉以宁在第九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的发言中讲到，效率主要分为三种，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道德效率。他指出，生产效率就是多少投入有多少产出。假定投入不变，产出增加了，就表示效率增加了。生产效率一般被认为是微观的效率，是企业的事。资源配置效率是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兴盛起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宏观的效率，资源配置有各种方式，如果改变一下配置方式，效率就增加，这就表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但这两种效率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就是假定人是为自己利益着想，要求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逻辑基础，但社会人假设却与之相对，认为人们在追求物质需要的同时，能够承担对组织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并且能够以道德自律的方式进行自我治理。随着社会人假设的出现，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出现了第三种效率，那就是道德效率，以道德为基础所产生的超常规效率。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不仅要重视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发展方式红利，更应当创造社会和谐红利。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根基，而社会和谐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道德调节

厉以宁认为，效率的调节应该分三种。第一种是市场调节，依靠市场规律来调节。市场调节不够，就靠第二种政府调节。根据法律法规制度，有了政府调节，就有宏观管理。但还有第三种调节，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2016年12月，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展望2020”主论坛上厉以宁讲到，“市场什么时候有的？几千年前的事情，在原始部落之间开始进行了交换，这是最早的市场。政府调节比这更晚，只有有了国家、有了政府，才有了调节。人类社会存在了多久？少说有几万年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的调节，没有政府就没有政府调节，但人类社会存活下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习惯、惯例、道德理念。”厉以宁认为，经济学经常是谈效率的，始终认为效率很重要，效率有两个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和道德基础，两种基础是并存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效率能够保证大家得到常规效率，但西方经济学解决不了超常效率从哪里来的问题。把效率变成以道德为基础，才能产生超常规效率。厉以宁说，“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超常规效率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抗日战争的时候，遭遇特大自然灾害的时候，万众一心捐款捐物、献血救灾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外，移民社会为什么效率高？比如广东、福建一带的客家人，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闯关东的山东、河北移民，“走西口”的山西、陕西和甘肃人，以及“下南洋”的福建、广东人，就是因为文化把他们凝聚在了一起，有一种团结、友爱和互助精神，超常规效率主要来自道德基础。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效率问题我们也需要重新考察，以便更好地发挥道德调节的作用，将市场经济的负效率逐步降低与减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2015年1月，厉以宁在“第二届中国财经领袖年会暨2014中国财经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的发言中表示，不仅市场需要道德调节，不然市场就失效了；政府也同样需要道德调节，不然政府调节同样也会失效。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调节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道德力量调节首先要靠自律，每一个个体都要自律，无论是企业工作者、政府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必须自律。自律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知道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道德底线不能破；二是自我勉励，当一个人遇到挫折遇到困难时，是就此消沉还是奋发起来，这也是自律。自律实际上是在发挥道德力量对个体的约束和激励作用。自律是无形的手，而文化建设是有形的手，比如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城镇文化建设等，这些都不属于政府调节，而是道德力量的调节。还有乡规民约，既可以公告等有形的形式显示出来，也可以宗族或家族等无形的形式传承下来。所以，道德的力量的调节在有形无形之间。以后证券市场如果政府不再用审批制，而是用规范的注册制的话，同样不可忽略道德力量的调节，因为道德力量的调节既能使每个人自律，也能使整个的证券市场走向规范，这样中国的股市会发展会更好。我们现在倡导的核心价值观都表明了自律的重要性、表明了道德力量的重要性，国家要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三种调节就都必须有，缺少哪一种都不行。

市场经济和企业效率应以道德为基础

2014年4月，厉以宁在第五届紫光阁论坛上的演讲中谈到，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岁月中，即使后来有了市场、有了政府，但在一些偏远地方，政府力量也还是难以达到的，市场力量也到不了。这种地方仍然有人居住、有人群生活，为什么？还是道德力量在发挥调节作用。社会生活是个大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中，交易行为只是一小部分，很大一部分都属于非交易领域。家庭关系、家族关系、社交关系、街坊邻居关系等，都属于非交易领域。在非交易领域中，社会生活靠什么运转？市场的力量进不去，因为这不是市场活动。政府调节只规定了大致界限，社会生活不能违背法律。但是在多数领域和场合还是道德力量在调节。我国古代有句话：“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小乱，乡下人往城里跑，因为城有城墙，有兵把守，所以乡下人投亲靠友到城里来。大乱居乡，大乱的时候人往乡下跑，跑得越偏僻越好，为什么？因为城市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跑得越偏僻越好。在古代历史上的很多战乱时期，市场是瘫痪的，起不了作用，政府是无能的，在混乱期间也管不了那么多。但人类社会依然存活了下来，靠的就是道德力量所起的作用。在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的时候，它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以后，必须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调节，这样市场才能更好地起作用，一个没有道德力量调节、没有信用体系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的。

2016年10月，厉以宁在“北京大学企业家论坛—中国创业者2016峰会暨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落成仪式”上表示，道德力量更能够提高企业效率，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社会，企业家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做到严格自律并且积极建设企业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并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他说，既然效率有它的道德基础，那效率的意义就更深远，它能够激励每一个微观经济单位，也就是每一个企业，更好地把资源用好，能够以更少的投入产生更多的收益。所以企业要想提高企业的效率，除了依赖厂房、原料、机器设备等物质技术基础外，还依赖于道德基础。超常规的效率从哪里产生？来自道德理念。企业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名声，一个企业家在对待员工时，既要学会管人、用人，也要学会容人，还要严格自律并积极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工人会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作很光荣，所以完全有可能在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情况下来增加正效率。如今社会变化十分迅速，谁都无法预料到50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不过，道德力量以及社会责任感却是永恒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应该树立的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还有道德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和创新发展。

道德经济学与中国特色

经济学的新领域

道德经济学是以道德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这一概念虽然在名称上与经济学、伦理学有直接关联，但其提出、发展与完善却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张关注下层、强调“从下往上看”的新社会史的兴起有密切联系。厉以宁很早就关注道德经济学问题，但他关注的重点却是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面临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诸多挑战，如何走出一条市场规律与道德价值相衔接的发展道路，摆脱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在1999年出版、2009年再版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厉以宁谈道：“照理说，道德、伦理问题本身并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是不专门讨论这一领域问题的，经济学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但“对资源配置、社会经济运行，以及社会生活水平发生作用的，不仅仅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而且还有习惯与道德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规范、伦理标准、是非判断等，不仅在经济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研究中也有着重要作用。”所以，经济学研究不能回避道德伦理的研究。道德经济是由多种深层结构性因素所驱动的，它们与信息社会的价值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将重新在新市场的开发与拓展、新投资者和新创业者的进入与公共产品的供给等方面发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最终在美德和财富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2016年6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一文，提出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经济特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从林权改革到农村土地确权、农村新气象和农民创业热、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经济新常态和转变发展方式等八个方面构成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内容，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发展创新的重大成果，会继续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并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而茁壮成长、开枝散叶。

过了两年之后，厉以宁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说，现在看来中国特色经济学还应加上道德经济学的相关内容，我国党和政府所讲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是中国特色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经济治理方面应当综合运用市场、政府和道德这三种力量，这也印证了道德经济诞生的因素蕴含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之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因此，在研究中国特色经济学时应纳入对道德经济学问题的研究，这有助于更好地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作者系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