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春兰

从管理到治理不仅仅需要制度体系的完善，更需要协商文化的培育，需要具有协商意识和能力的现代公民支撑，也因此，需要一部分人率先垂范。为此，作为关键少数的全国政协委员，身体力行地在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全国政协的工作沟通中主动践行协商文化自然颇为必要也颇具意义。也因此，笔者为委员读书漫谈群里委员们围绕家庭教育问题上的交流交锋交融点赞。交流中，委员们从不同群众的立场立论，从而在互相的交锋中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以期能给持某种立场观点的公众带来启示。我们在编发时也尽可能将这样的讨论甚至争论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我想读者从这组讨论中，就委员们的教育观点获得启发之外，也当还会获得一个启示：甲乙双方各有道理，但这些道理其实常常基于一定的条件约束和现实情境，甲乙双方其实需要开放性地互相听取甚至汲取对方的意见。事实上，每个主题讨论到最后，我们看到，委员们在交流中交锋，在交锋中交融，最终彼此产生了建设性的影响，也部分地获得了共识。

“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是2020年10月26-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在法治的保障下，社会井然有序的治理和公众依法参与公共生活的蓝图。十八大我国首提现代治理，而现代治理区别于传统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之外，还有公民和多种多样的公民团体成为治理主体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在法律框架下，对话、协商、合作，从而推进公共利益最大化。显然，现代治理意味着有序表达、依法协商的意识和能力将成为现代公民的必备素养。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伴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我国公众权利意识觉醒，这本弥足珍贵，但公民自身规则意识和协商能力的匮乏又为治理现代化、为公共生活的和谐带来挑战。现实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要么在沉默中灭亡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这样的极端思维常常导致部分公众习惯性地进行非理性甚至非法的诉求表达，也由此引发了种种冲突，对公共安全、社会和谐和公民个人及家庭的幸福带来巨大挑战。仅就教育系统来看，近年来，校园冲突事件、学生自杀高坠事件、杀师、杀亲事件等屡屡发生，困扰着教育事业和全社会，笔者甚至听到了教师发出的“防火防盗防学生”的嗟叹。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不能仅仅归因于学生的心理问题、家长老师的批评艺术。家校、师生关系上的矛盾冲突是时代变迁在家校关系、师生关系上的投射，而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在和孩子的沟通中缺少协商意识，对学生协商精神和协商能力的培养也处于无意识阶段。致使孩子们在面对差异、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有序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和基于问题进行协商解决的意识和能力还比较欠缺。一些孩子要么在沉默中“抑郁”，要么在沉默中“爆发”，思维和行动方式失之于极端。

正如现代治理的推进需要过程一样，具有法治思维和协商能力的现代公民亦需要培育，需要在协商文化的浸润中成长。为此，正如全国政协领导一直以来强调的，全国政协委员这一关键少数自当率先践行、学会协商。

想必委员们讨论交锋的这一过程也当能提示读者：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也很有必要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实践中秉持协商精神，有事儿多商量、有事儿好商量，同时也要尽可能在家庭中创造平等、开放、可以畅通交流的协商文化，以让孩子们从小接受协商文化的滋养。

又是一年开学季，作为教育工作者，则更有必要在校园、在班级工作中，创设协商型文化，以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协商能力，从而为孩子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参与未来的公共生活做准备。

就教育发展本身而言，更需要社会各界在协商中凝聚共识：教育发展关涉民族未来、也牵系千家万户，本需要政府、家庭、学校、社会携手行动，但在双减政策实施背后的诸多舆情中，我们当能看到整个社会关于教育发展的共识凝聚还极其必要且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