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元丽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2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服贸会已经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新窗口、大平台、新载体。通过服贸会，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我国服务贸易的认知和信心。

展望未来，我们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如何以服贸会为契机推进世界服务贸易数字化合作？如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进行高效联动？面对这些问题，长期关注服务贸易发展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与本报记者聊了聊自己的思考与解读。

记者：从诞生于2012年的京交会到作为中国三大对外开放展会平台之一的服贸会，据您观察，这9年有哪些变化？您认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有哪些优势和短板？

王济光：这9年，是中国坚持对内发展开放型经济、对外倡导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时期；这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时期，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加快转向创新驱动。自2014年起，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继超过第二产业后又超过50%，在国家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这9年，中国积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有机融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高效融合，特别是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高速发展为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动力，服务贸易出现了结构优化、动能充分的良好格局。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务贸易规模、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二是服务贸易结构加快优化；三是服务贸易逆差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四是数字贸易超高速发展正在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最为突出的亮点。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以两位数的年均增长速度快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调整，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成为国家重要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服贸会上的重要讲话，既向国际社会申明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动摇、坚持开展服务贸易发展，也宣布了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最新支持政策，从而给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发挥自身优势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优势体现在：一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二是网络基础设施居世界先进水平，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三是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为提升服务贸易价值链水平奠定了创新基础。四是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和消费结构升级，为吸引服务业跨国投资提供了巨大市场。我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3亿人，居世界第一位。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文化、娱乐、医疗、教育、健康、养老等服务消费大量增加，对全球优质服务进口产生了巨大需求。五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载体。一方面，随着国际贸易发展，世界各国在信息、金融、旅游、物流等服务行业的合作不断深化，我国的外包服务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我国服务贸易加速发展，为我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领先者创造了机会。

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短板，集中表现为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竞争力不强、结构不优，深层次原因是观念短板、协同短板、人才短板、管理短板、金融支撑短板及地方治理和行业支持短板。如，在行业内部，部分服务业对外开放不够、对内管制过严；在区域上，部分服务领域面临地方保护和行业壁垒的双重压力，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存在着“准入不准营”“开大门关小门”“看得见够不着进不去”等现象。

记者：本届服贸会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在您看来，数字经济将对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如何以服贸会为契机推进世界服务贸易数字化合作？

王济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孕育兴起，带动了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引领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经济增长的棘轮效应下，数字经济对全球服务贸易发展产生了极大促进作用。如，它助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向纵深发展起，带动了数字技术及其产业贸易的强势崛起，从而促进了产业与服务的深度融合，引领服务贸易蓬勃发展，不断催生新的经济业态和商业模式；再如，数字经济通过创造新的服务行业、改造传统服务业形态，从而丰富了全球服务贸易的内容和结构，以数据作为主体的信息跨国境流动成就了新兴数字贸易，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商业、通信、卫生、运输和娱乐等服务贸易部门，大幅提高了效率。同时，数字经济也在不断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打破了分处不同国家之间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地理界限，极大程度地提高了跨境支付方式下的服务效率和质量、拓展了服务消费者移动到服务提供者境内享用事前和事后服务，从而做大境外消费的全过程规模等。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并需要解决。一是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共同消除数字化服务贸易中的“数字鸿沟”问题。二是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努力消除数字化服务贸易中的“数字安全”问题。

记者：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如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进行高效联动？

王济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需要加快迈上新台阶，加快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完成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起好步”的历史使命。

因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强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高效联动，是我国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需要，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发挥我国国内大市场优势、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重大举措。

一是坚持以服务贸易为战略重点，加快形成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加快补齐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短板，大幅度提高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大幅提升我国知识产权、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贸易以及旅游等生活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大幅度增强参与全球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积极性以及促进双边、多边服务贸易合作的力度。

二是坚持以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开放重点，推动服务贸易更深层次融入世界经济。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大程度与国际接轨。

三是坚持以构建多双边自由贸易区为重大举措，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加快实现中欧、中日韩及亚太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安排的实质性突破，重点推动已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尽快生效，以共同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为重点，推动形成中日韩制造业、服务业分工合作新机制，积极维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成果，以国际战略思维加快构建以一体化大市场为目标的中欧经贸合作新格局。

四是坚持以打造服务业开放新高地为重要突破，形成高水平服务贸易发展的引领示范。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高水平开放高地建设，赋予其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率先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加大服务业在市场准入、管理标准、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监管规则等重要领域的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引领我国新阶段高水平开放进程，并规范和完善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国内规制。

五是坚持以深化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为重要保障，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切实把服务业开放当作改革任务最为艰巨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实质性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各类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加快推进土地、人才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打破科技领域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在国际规则标准对接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统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产权保护，减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范围和幅度，加快转变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