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硕

9月14日，华为公开了创始人任正非在华为公司中央研究院创新先锋座谈会上与部分科学家、专家、实习生的讲话。其中表达了他对科技创新、科技人才培养的一系列看法，并回应了许多公司和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谈话一开始，任正非就说：“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电子类的专家，即使过去对工程技术有一点了解，和今天的水平也差距巨大。跟大家对话，说错了你们可以当场批评。毕竟你们是走在科技前沿的人，我错了也没有什么不光荣。无论如何，我认为还是要和大家勇敢地沟通，一起前进，战胜困难，我们要敢于走在时代前沿。”

■“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评价机制，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我们允许你们继续去爬喜马拉雅山，我们大部分在山下种土豆、放牧，把干粮源源不断送给爬山的人，因为珠穆朗玛峰上种不了水稻，这就是公司的机制，有这样的机制才有必胜的信心。”

问：公司一方面要求专家上战场参加会战，一方面要“捅破天、扎到根”。但往往参加会战，就没有时间去“捅破天”；做了“捅破天、扎到根”的技术，却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应用到产品参加会战，您怎样看待这种不统一？

任正非：公司文件是对群体来说的，并非针对每个人。公司不是由一个人组成，可以一部分人做这个，一部分人做那个。

作为研究前沿科技的科学家，将来有两条道路选择：一条是走科学家的道路，做科学无尽前沿的理论研究，在公司的愿景和假设方向上创造新的知识；一条是走专家的道路，拿着“手术刀”参加我们“杀猪”“挖煤”等商业化战斗。

第一条是科学家的道路，从事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就是科学家。这里不要去对比社会称谓，我们的“科学家”是领饭票的一种代码；社会上的科学家是社会荣誉的一种符号。在我们这里，领饭票的人多了，说明我们兵强马壮、战斗力强，因此，我们不怕科学家多。

科学有无尽的前沿。前沿在哪儿？未来的奥秘在哪儿？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无法量化地评定科学家们所做出的成绩，甚至我们的“科学家管理团队”和“专家管理团队”也评价不了，也无法指导科学家所做出的理论成就。

十几年来，如果公司没有对基础科学和研究的重视，没有与世界前沿科学家的深入合作，没有对基础研究人员的重视，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雄厚的理论技术与工程积淀；面对美国的打压和封锁，存在的难题可能就无法化解。

第二条是走专家的道路，用你们掌握的基础理论来解决实际商业问题。拿着你的“手术刀”参加我们“杀猪”的战斗，根据“猪”的肥大、关键节点突破的价值、“战役”的大小来量化评价。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被美国打压的这两年，公司不仅不混乱，反而内部更加团结，吸引了更多的人才；更加胆大、勇敢地实现了更多的突破，有了领先的信心和勇气。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一个一个地解决难题，一批一批的有扎实理论基础的人“投笔从戎”，拿着“手术刀”加入“杀猪”的战斗。

比如，有几个天才少年加入了煤矿军团，反向使用5G，使井下信息更高清、更全面；复用黄大年的密度法等去解决煤矿储水层的识别问题，未来会产生巨大的价值。

当然，走科学家的道路还是走专家的道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当然，我们还要去寻找既能当教授，又能拿手术刀杀猪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尚没有评价体系，华为能不能创造一个评价体系呢？我们会在心声社区开辟一个“科学与工程史”专栏，把“胖”的、“瘦”的、国际的、国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成长的关键时刻讲出来，以启发我们20万人的思想，炸开年轻人的大脑。

目前华为处在战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冲锋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我们要敞开胸怀、解放思想，敢于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不要过分强调专业，只要他足够优秀，愿拿着“手术刀”来参加我们“杀猪”的战斗就行。我们一定要开阔思想，多元化地构筑基础，避免单基因思维，也要允许偏执狂存在。要转变过去以统一的薪酬体系去招聘全球人才的思路，要对标当地的人才市场薪酬，对高级人才给出有足够吸引力的薪酬包。

问：面向未来的技术研究落地周期较长，但现在因为受美国打压，我们需要有质量地活下去。“活下去”和“有未来”两者之间如何平衡？

任正非：有些理论和论文发表了，可能一两百年以后才能发挥作用。比如，从1856年至1863年，孟德尔用8年时间进行了豌豆杂交实验，并将研究结果整理成论文《植物杂交试验》发表，揭示了遗传基因的存在，但未能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重视。经历了百年后，人们才认识到遗传基因的价值。

因此，面对未来的基础研究，或许需要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人们才看到你作出的贡献。你的论文或许就像梵高的画，100多年无人问津，但如今价值连城。

如果大家现在都能搞得懂你所研究的理论，你还叫科学家吗？如果只有一两个人搞明白了，你们两个惺惺相惜一起喝杯咖啡聊聊，也能互相启发、互相鼓舞，我们不要求一个人同时具有两面的贡献。

对于长期研究的人，我认为不需要担负产粮食的直接责任。你既然爱科学，对未来充满好奇心，就沿着科学探索的道路走下去。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评价机制，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不会要求你们“投笔从戎”的。我们允许你们继续去爬喜马拉雅山，我们大部分在山下种土豆、放牧，把干粮源源不断送给爬山的人，因为珠穆朗玛峰上种不了水稻，这就是公司的机制，有这样的机制才有必胜的信心。

■“我们过去强调标准，是我们走在时代后面，我们不融入标准，就不能与别人连通；但当我们‘捅破天’、领跑世界的时候，就不要受此约束，敢于走自己的路，敢于创建事实标准，让别人来与我们连接。”

问：6G潜在研究和标准化有分裂的风险，您怎么看？

任正非：我们为什么要拼命研究6G呢？科学，无尽的前沿。每一代的无线通信都发展出了新的能力——4G是数据能力，5G是面向万物互联的能力，6G会不会发挥出新的能力，会不会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无线电波有两个作用：一是通信，二是探测。我们过去只用了通信能力，没有用探测感知能力，这也许是未来一个新的方向。

6G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就不只是大带宽的通信了，可能也有探测感知能力，通信感知一体化，这是一个比通信更大的场景，是一种新的网络能力，能更好地支持扩展业务运营，这会不会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我们研究6G是未雨绸缪，抢占专利阵地，不要等到有一天6G真正有用的时候，我们因没有专利而受制于人。

我们过去强调标准，是我们走在时代后面，人家已经在网上有大量的存量，我们不融入标准，就不能与别人连通。但当我们“捅破天”的时候，领跑世界的时候，就不要受此约束，敢于走自己的路，敢于创建事实标准，让别人来与我们连接。就如当年钱伯斯的IP一样，独排众议。

问：在美国极端打压下，终端业务尤其是手机业务处在相当艰难的处境，公司在哪些领域未来会有大机会？

任正非：终端是一个复杂的载体，有众多复杂的功能和应用。它不仅仅是一个通道，也不仅仅是手机。终端也不仅仅是芯片问题，这一点乔布斯是很伟大的，创造了手指画触屏输入法。

未来的信息社会是什么样子？信息的体验全靠终端，最重要的载体也是终端。终端将来是什么形态我也不知道，但肯定不只是手机，还包括汽车、家电、可穿戴设备、工业设备……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努力，还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攻关。

■“颠覆性的创新，即使最终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对我们公司也是有价值的。”

问：我们很多工作是颠覆性的创新，要革传统技术的命，推动会遇到很大阻力，您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颠覆性的创新，即使最终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对我们公司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在失败的过程中，也培养出来了一大批人才。正是因为我们研发经历过的一些不成功经验，才成长出了很多英雄豪杰。

因此，我们在颠覆性创新中不完全追求以成功为导向，人力资源考核机制也不能简单地通过成功或失败就来做评价。成功与不成功只是客观结果，他们要把自己的经验和思想全部分享出来，一是能够启发别人，二是换一个岗位，带着这个曾经失败的方法，可能在其他领域中取得成功。

问：现在面临很多卡脖子的问题，我们想做一个“鲶鱼”来激活和拉动产业链，又快又好地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我国比较重视实验科学，对理论研究不够重视。公司不能目光短浅，只追求实用主义，那有可能会永远都落在别人后面。

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突破，尤其是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科学领域，现在基本上是日本、美国领先，我们要利用全球化的平台来造就自己的成功。你们在短时间内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和贡献，这很不简单，继续努力做下去。

我国也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刺激，年轻精英们都去“短平快”去了，我国的工作母机、装备和工艺、仪器和仪表、材料和催化剂研究等还比较落后，我们用什么方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试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

问：未来创新的重要趋势就是融合创新或者交叉融合，不少重大创新来自跨界融合。您对融合创新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主动去与跨界的人喝咖啡，多喝咖啡，你不就能吸收他的思想了吗？这会对你的研究成果产生贡献。与合作伙伴一起胜利，换来粮食，才能爬“喜马拉雅”。

（本文根据任正非与华为科研人员代表座谈时讲话录音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