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孔维克
主讲人简介:
孔维克,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画院院长,山东画院院长。一级教授(二级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库高评委、山东省智库专家。他擅长古典题材及现代中国人物画创作,多次参加全国大型美展及签约国家重大美术创作工程项目,创作了一批令当代画坛瞩目、广受社会各界好评的传世巨作,其中主要作品有:《公车上书》《杏坛讲学》《孔子周游列国图》《心学宗师王阳明》《孙中山先生在青岛》《孔子与四配》《抗战老兵》《日本遣唐使》《中国人民解放军驰援武汉》《沂蒙山下的识字班》等,是载入当代美术史册的画家。
编者的话: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5周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纪念辛亥革命,回顾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祖国统一而不懈奋斗的艰辛历程,追忆和缅怀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的历史功勋,继承他们在近代中国探索奋斗中留下的精神遗产,从中汲取奋进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辛亥革命为历史背景的美术创作,也成为艺术家们所关注的重点。孔维克从自身的创作实践出发,讲述了为革命人物造像的过程和体会,以及艺术家的责任与担当。
为革命人物造像
今年是一个极其特殊又极其重要的年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还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起,我们这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的古老民族,在全球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掀开了新的一页,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至今已整110年。
由于历史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体制格局,但并未建立起一个新的健全的社会和国家,反而引起了军阀割据、群雄逐鹿,连年战火遍地、处处民不聊生,继而外邦入侵、东亚涂炭,中国更是遭遇了空前劫难……幸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有了主心骨,它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新的方向。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之后的风风雨雨70多年,如今的新中国已经立于世界大国、强国之列。在这个重要时刻,海峡两岸都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并缅怀革命的先驱,以及我们尊敬的孙中山先生。
10年前,我受民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国美协联合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全国美展”的邀约,创作了国画《同志仍须努力·为孙中山先生造像》。作为一名民革党员,又是一个从事人物画创作的画家,要创作一幅表现辛亥革命题材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崇敬心情,我还是下了一番功夫,做了一些深入思考。在翻阅大量关于辛亥革命的资料后,我被孙中山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所以便以孙中山先生的肖像为载体创作了这幅画。虽然已经过去了10年,但这一创作过程至今仍历历在目。
2011年5月,在创作之前,我有一个机会到台湾去,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台湾,我把拜谒台北中山纪念馆作为重点考察项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参观台北中山纪念馆时已近中午,一进门就看到迎面大厅的正中端坐着一尊巨大的孙中山先生雕像,周围挤满了一层又一层为一睹其风采的人,当时那里正在举办每日定时的“卫兵交接仪式”,现场能深切感受到人们对孙中山先生的赤诚爱戴和崇高敬意。
在进入展示孙中山生平的展厅后,我当时就被一件件文物级的信札、实物、照片等文献资料震撼了,看到那些珍贵的物件,顿有人去楼空、物是人非、沧桑悲壮之感,同时也感到它所承载着的那份厚重的历史,以及折射出的那些动人心弦的时代风云变幻。尤其是见到了一件颇有匠心的文物陈列后,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深化了创作构思——我记得那是在展厅的最后一个橱窗,里面挂了一个衣服架子,架子上是孙中山先生生前穿过的上衣和裤子,虽然躯体不在了,但那套衣服却象征着开启世纪之门的伟人,依然默默地注视着现在的我们。在“衣架”的两边挂着他亲手撰写的一副对联,尽管破旧不堪、业已被如烟的岁月层层包浆,但那遒劲而极富内涵的行楷大字还是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悲愤、遗憾、勉励、希望等复杂的情绪,并且一直感染着今天的人们——那是我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传颂的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话虽然早已耳熟能详,但从未像当时亲眼见到手书时那么激动、视觉及心灵的冲击力那么深刻。也许是那时那景之触动,也许是书法本身所透出的感人力量,抑或有先生“衣冠冢”似的衣架布置所形成的一种独特气氛所致,当即我就拍下了一张照片。其实,在参观之前,我一直对装置艺术持否定态度,心想从杜尚的“小便器”直接搬入展厅起,西方的后现代就抛弃了绘画,开始了以装置艺术作为其艺术思想的载体,但那些装置艺术品,看后往往不知所云。然而,自那天看到孙中山先生的“衣架”后,有了一番顿悟,如把它搬进现代艺术的展厅,肯定会是一件感人至深的装置艺术品。受此“装置”的启发,我便设想,把衣架换成以水墨肖像来表现白发苍苍的晚年孙中山先生;他虽已年迈,但双眼依然炯炯有神,像我们常见照片中所熟悉的那样,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坚定信念。在肖像的两边,放置上先生的手书对联,用先生的原笔原迹、风吹雨蚀的样子,作为画面的一部分来展示,而不是中堂式地配上真对联,这样能使欣赏此画的人产生遐想。
从台湾回来后不久,我又应法国孔子学院的邀请,参加了“中国画名家十人画展”,到欧洲一些国家进行交流、考察和采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与西方诸国已经进行着平等地对话和交流,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强国,处处能感受到获得的应有的尊重。这使我想起在一则资料上看到的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写给友人的一段话,大意是:我们虽然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创建了共和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了,我们真正的成功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强盛,与世界各强国并驾齐驱。我不由心生感慨,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经过百年的奋斗,在今天终于与世界强国相比肩,真的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愿,先生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这个贫穷积弱的国家,一步步地走向了富强,这也应了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上及遗训中的高瞻远瞩:“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不由不钦佩孙中山先生的胸怀,他的目光放在了中华民族奋斗崛起的整体视野上,并未局限于一党之利。所以先生所称的“同志”也不局限于国民党党内的同志,而是指广义的志同道合的一切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努力的人们。于是我把这段话的意思作为题跋融进了画中,按照中国画的创作特点,题在了作品的中上方,这样既丰满了画面,又丰厚了作品的内涵。
其实,我创作的人物画除以笔墨情趣见长的古典人物画以外,以前很多的大型创作以群像、成组人物为多,作肖像画较少,这幅主题创作对我来说,在当时是一个新课题。在创作之前,我曾为“庆祝建党90周年全国美展”而创作了一幅《齐鲁曙光——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肖像》,那算是一次尝试,也是依据王尽美、邓恩铭这两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仅存于世的照片来创作的,形象相对单一,很难变通,人物的动作及头部的处理都要迁就照片。而画孙中山先生就不同了,他存世的照片很多,问题是如何进行取舍,我便根据10余张照片的综合,刻画成一张;可是老照片虽多却很模糊,要丰满地刻画出许多细节,又是一次挑战;《齐鲁曙光——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肖像》画的是两个人,而孙中山先生画像则是一个人,表现一个人就需要更集中、更深刻地刻画出人物特点和内心世界,且是大家特别熟悉的领袖,难度可想而知。创作完之后,我感觉基本上达到了形象生动传神、意境和主题传达突出的效果。
如今10年过去了,再次回顾这幅主题创作,心中依然感慨万千。当年,我还自撰了一副对联——“百年共和逢盛世,一枪震荡创新元”。辛亥革命爆发10年后,中国共产党接过了民族振兴的接力棒,使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思想得以传递、让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欣逢盛世。也是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开创了中国新纪元,掀开了中国近代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为伟大复兴奋斗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用画笔触摸历史,用丹青书写历史,重温辛亥革命那段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刻,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历史、走进那段值得中国人民回顾和纪念的岁月,使心灵得到深刻的洗礼,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1911年,在他领导和影响下,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是近代以来的衰落和曾经的辉煌。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可敬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积极向上的伟大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古有汉唐雄风,近有康乾盛世。从古代至近代鸦片战争前,中国曾多次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曾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在近代以来却彻底衰落了,沦为世界列强任意宰割的羔羊,巨额割地赔款、签订了1000多件丧权辱国条约,甚至不少欧美乃至非洲小国竟也趁势肆意欺辱、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民族存亡危在旦夕。
自晚清起,一批有志青年即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当时列强的入侵欺凌,而奔走呼号、奋力抗争、苦苦求索,力求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亡图存之道。从百日维新、戊戌六君子血祭菜市口,到“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沉船折沙,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中国始终没能找到一个济世良方、一条正确道路,而人们发现即便清朝倒了也并没给中国带来好的转机,国家却乱了,百姓更苦了。中国从1840年睡狮惊醒、睁眼看世界,到剪辫子、放小脚、说洋文、留洋学的不断革命,一代代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直到1921年,一批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青年”创建了开天辟地、横空出世的中国共产党,才为风雨如晦的中国找到了一个民族复兴、人民得救的光明前途。由此,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的方向和进程,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近年来,关于这段历史的美术创作有很多。比如,贺成、贺兰山父子创作的《共和之光:1912年1月1日晚11时》、章仁缘等人创作的油画《蔡元培与光复会》,冯远等人的水墨画《武昌起义》,杨松林的油画《开创共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及宣新明的油画《黄花岗起义》、祝明的油画《义士潘达微葬七十二烈士》、黄河的雕塑《走向共和》等。
2013年,我受“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约创作了《孙中山先生在青岛》。《孙中山先生在青岛》使用的是一种群像式表现方法,早在此之前,我于1989年和2009年创作《公车上书》使用的便是这一创作手法。因此,《孙中山先生在青岛》与我之前的这些创作在内容和创作手法上有承接,也有延续。
创作《孙中山先生在青岛》首先要确定辛亥革命与山东、孙中山先生与山东有没有什么联系?有着怎样的联系?经过资料论证、专家探讨,我了解到孙中山先生曾两次到过山东,这两次间隔十几天,一来一去,给山东留下了很多佳话。通过美术作品来表现孙中山先生在山东的历史瞬间,让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我想也是很有意义的。于是,在确定“孙中山在山东”这样一个选题后,我以孙中山先生在青岛的演讲为切入点,着重表现他呼吁并身体力行进行实业救国的一代伟人形象。
为什么以孙中山在青岛演讲这一瞬间来创作《孙中山先生在青岛》?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职务,他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对袁世凯作了让步。为了“振兴中华”,孙中山先生提出实业兴国计划,不仅计划在全国修筑铁路,还要修建三峡大坝蓄水发电等。在他赴京与袁世凯会谈之时两次往返假道山东,也便有了孙中山先生与山东的联系。当时刚发生了临城大劫案,从上海坐火车去京要路过山东枣庄滕州一带,路途很不安全,于是采取了水路,先坐船到山东,再转火车,这便有了两次在山东逗留的佳话。他先从上海坐轮船到烟台,受到著名的爱国侨领张弼士先生等工商界人士的真诚欢迎和接待。接着从烟台到济南,转车又到了北京。从北京会谈归来,在济南稍做停留,去参观了千佛山和黄河大桥;然后又从济南到青岛,从青岛坐轮船回上海。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我曾到山东省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老照片、明信片,还到青岛三江会馆、德华中学遗址作过实地考察,并访问了一些了解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相关资料中记载,德国人很尊重孙中山先生,甚至还打了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孙逸仙博士”字样的横幅。他先是拜访了德国总督,德国总督也回访了他;后参观了德国人治理的港口和城市绿化,并对此大加赞扬,认为西方先进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当时他的演讲,应该也包含这方面内容。
《孙中山先生在青岛》展现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演讲,表现的近景人物多、人物服装变化多,为追求人物形象更具体、生动,这就要求笔墨与形象契合得更加紧密,在细节塑造上注重用笔的组合、行笔的快慢所带来的质感变化。如表现人物身份的不同所用的道具——帽子,有警帽、礼帽、毡帽等各种各样的帽子,每种帽子还需各有不同。在构图上力求饱满热烈,在用墨上注重凝重厚实,在造型上追求真实拙朴,总体气氛力图营造出一种凝重大气的感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不管是《同志仍须努力·为孙中山先生造像》,还是《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这些以辛亥革命为背景而创作的作品,一方面传达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和景仰之情,另一方面通过作品表现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以响应号召学习和继承这种崇高精神。
当然,艺术创作不仅仅是创作者笔墨的锤炼和心境的抒发,还需包含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这种责任与担当不仅体现在艺术家要用手中的画笔来描绘时代图景、讴歌时代动人故事、撰写时代动人篇章,创造时代新的文化风采,还表现在艺术家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继承他们的遗志,坚定理想信念,把握正确方向,从历史中激发信仰,汲取奋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