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并
世界的八大石窟，有敦煌莫高窟千佛洞、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柬埔寨吴哥窟、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印度象岛石窟和重庆大足石刻。其中吴哥窟和象岛石窟具有印度教色彩，具有佛教文化色彩的是另外六个。象岛石窟在朝向孟买的阿拉伯海里，有五座石窟，是16世纪发现的，规模并不算大，因此也有人从佛教文化传播的角度，将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列入其中。
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孟买，是印度已知最早的大规模佛教石窟造像，其早期壁画有佛传和佛本生故事，中期则有较多对世俗女性的描摹，晚期人物装饰比较华美。但比起石刻造像来，阿旃陀石窟的壁画更具魅力。7世纪时玄奘取经曾到这里拜访，留下“爰有伽蓝，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的记载。大足石刻虽然时间晚些，在内容上佛教题材是主线，但有“佛道儒”并列的特质，在刻石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峰，因此当之无愧地列入八大石窟之中。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东方宗教形式，在其丰厚的文化艺术意象之外，有着更多重的认知意义。首先，它不仅是中国佛教文化流布的地标，也是世界丝绸之路的东方地标，包括陆上的和海上的。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标是妈祖庙或称天后宫，陆上则是石窟的分布线，有佛教石刻的地方就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和轨迹。陆上有几条这样开放的回环，海上也有着同样的回环，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中国的佛教，除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还有南传佛教，在众多的佛寺之外，还有具有印度教元素的唐代泉州开元寺。我们常讲的石窟，以营造高潮时间为序，大体上是一个地理十字，由西向东，转而由北向南，呈现了几个与丝绸之路吻合的回路，说它们是丝绸之路的显在地标，是再恰当不过的。而宗教文化在总体上的东西向，转为北南向，既是文化传播线，也是重要的商业线。它们也是中国内部丝绸之路和“微丝路”发育的地理象征。透过大足和安岳石窟和石刻造像的流布地图，人们或可以看清国内丝绸之路的微观结构，而石窟造像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演变，也标示了不同时代社会主流宗教意识的变化。
石窟文化产生不是偶然的，文化传播并不是单独发生的，是伴随跨国贸易流发生的。宗教在古代世俗社会里还是避灾的一种祈望。对于商人来讲，跨国商业是一个最大未知数，但又充满了诱惑，出得起营造成本，又有强烈的动机，在商路的重要节点上营造佛教石窟，是必然的事情。
开凿于公元5世纪至6世纪的北魏王朝的云冈石窟，位于北魏都城平城也即大同西的武周山上，是国内规模最宏大、营建时间最早的佛教石窟。云冈石窟从北魏文成帝开始到北魏正光年间，前后营造时间长达70年，现存45窟，自东向西在1公里的山崖上排开，各类佛教造像人物5900尊，雕刻面积达到了18000平方米，这是西来像法在中华大地上绽开的第一朵艺术奇花。它一改帕米尔以东石窟寺以泥塑、壁画、木雕为主的艺术模式，直接借鉴了印度阿旃陀石窟的石建艺术，在中国首次建造出全石雕佛教石窟群，并开启了佛教东传本土化、世俗化的进程。但是从云冈石窟的开凿，我们也可以回看西来佛教文化传导演变的轨迹，例如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和兰州附近的炳灵寺西魏佛教造像中，可以看到文化传播背后的经济传播轨迹。这里贯通了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业文明的文化线和经济线，构成了陆上丝路的地理主轴。
我们还可以从洛阳龙门石窟开始，一直向西，经由渭水，看出从麦积山石窟到黄河边炳灵寺石窟一直到敦煌千佛洞的文化经济回路，而陕西彬州大佛寺石窟到平凉固原之交的须弥山石窟，再到武威天梯山石窟而后到库车克孜尔千佛洞，以至辗转到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的点与线，也是一条重要回路。如果绘制一张中国石窟分布图，这些点与线无疑是清晰的坐标点和坐标线。
其实，在华北和华东北部，也有伴随商业线的佛教石刻轨迹，青州和济宁的石刻造像就很有名。在江西赣州和广东丹霞岩地区也有佛教石刻分布，那或是晋代南迁的客家人带去的，然商业背景也很明显。
就石刻由北向南的历史主轴线上，随着第一个大规模营造佛教石窟的北魏王朝移都洛阳，不仅地处中原边缘的响堂山出现了较大规模石窟群，还影响到长江中游的最大水旱码头重庆和蜀中。其中不仅是因为南朝梁武帝笃信佛教，最重要的是西南丝路一直比较活跃，是南朝除海路贸易之外的陆路贸易要冲，同样需要借重佛教的传播来祈祷商路平安，这也是南北朝时期石窟营建在西南腹地兴起的原因。至于大足和安岳的石窟为什么带有“佛道儒”合一的色彩，那是与南北方文化具体构造分不开的。只要看一看，道与儒的造像多半是宋代造像，而北宋徽宗皇帝曾经自诩为道君皇帝，南宋又是一个理学时代，大体可以了然。
从这个角度看，大足和安岳的石刻在中国石窟体系里确乎是重要的，它也是西南丝路的石窟艺术之祖。长江上游及其支流覆盖的地区，佛教石刻流布线很长，面也很广，西至峨眉山麓的夹江和乐山大佛，南到宜宾的摩崖造像乃至昆明几百年前营造的龙门石刻等，都由大足和安岳派生。如果要去寻找西南丝路的文化秘钥，少不了大足和安岳，因此我说，大哉足也。如果加上安岳，就是大哉足岳。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