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崴 姚美雄

最近，中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这标志着我国人口发展控制生育旧时代的结束，开启了鼓励生育的新时代。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是21世纪我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国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1之下已有30年，2020年更是跌至1.3，低于1.5的警戒线，大大低于世界2.3的平均水平，表明我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这将导致以下问题：

人口危机首先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根据2010年“六普”数据推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5亿人、占比约为61.5%。其中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2022年至2025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我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尤其青年劳动力严重短缺问题已不可逆转。

劳动力供给下降势必造成总产出的减少，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还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双创”能力的弱化，这些都必然导致我国潜在生产率的大幅下降，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同时，人口危机还将降低消费能力，造成总需求萎缩，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减少社会总储蓄，大幅增加医疗、养老支出，导致经济下滑。

由于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将导致我国中高速增长期周期缩短。虽然完善制度、推动创新会对冲部分潜在生产率下降的影响，但人口危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根本性、方向性的。为此建议：

一、应制定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人口治理考核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将关系到人口发展的指标作为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

二、进一步完善人口法律法规。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出台鼓励生育的有关法律政策，要制定人口发展法，提倡适龄婚育、保障妇女婚育就业休假、优生优育、代孕规范化，修改收养法，禁止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立法禁止性别歧视。

三、建立健全生育、养育与教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推行“十年义务教育体系”，加大对学龄前儿童的幼儿园、托儿所的投入。鼓励支持民办教育，加强对民办学校的管理，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鼓励私立学校与公办学校公平竞争。

四、加大对生育医疗、保健的公共财政投入，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保障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综合防治出生缺陷，对高龄产妇难产及畸形儿家庭，财政给以资助补助。要加大对妇科产科、儿科医生和护理工作者的培养力度，加大对妇儿医院的建设。

五、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延长女职工带薪产假和配偶陪产假，对于用人单位增加的负担给以相应减税或资金补助。对有0至6岁的“二孩”及以上家庭每月由国家发放养育补贴。对生育两孩及以上的家庭，在个税方面给予一定的税收抵免，在购房时适当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和降低贷款利率，优先保障公租房、限价房。

（作者李崴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美雄系福建省统计局调研员，人口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