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众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澙总领馆在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举办以鲁迅和藤野先生为题的中日线上交流会，非常值得称道。作为一名多年从事中日民间交流的媒体人士，能够受邀参加这场交流是我的荣幸。

鲁迅先生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执教时创作的《藤野先生》，几代中国人都在中学语文课上学习过。对于我来说，收入语文课本的十几篇鲁迅作品中，印象尤为深刻的课文之一便是这篇散文。多年以后，当我开始从事中日民间交流的跨文化媒体工作后，对这段可称为鲁迅认识中国与世界原点的经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0多年前，中日关系遇到困难，上海的日本朋友寄来一本挂历，鲁迅和藤野先生的画像就印在上面。这让我意识到，原来中日之间的“惜别与握手”这个话题一直萦绕在中日有识之士的心头！我开始思考这篇散文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1904年，一个名叫周树人的年轻人来到日本留学。当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却有中国人卷入其中被杀戮。原本怀着学医梦想来到日本的周树人，在课堂上的幻灯放映中看到了日活公司战地采访班在战场拍摄到的场景，被深深刺激：中国人被当作俄方间谍遭到残酷处决，而周围的一大群中国人充做看客，居然没有任何表情地围观，反观身边的日本学生都在为日军的暴行欢呼。这一幕不仅激活了他的民族意识，更让他认识到：仅仅身体强壮但精神麻木的国民是没有什么用的，与其学习医学强健中国人的身体，不如启蒙中国人的精神。留学生周树人在这一刻意识到，启蒙和培育健全人格是第一位的，从医病之志向医国之志的飞跃，奠定了日后文豪鲁迅的思想基础。

作为一个来自弱国的留学生，周树人在学校里饱受了沙文主义膨胀的日本学生的白眼与污蔑。藤野严九郎的出现，在周树人眼中自然放射出异彩。他的认真、严谨、宽容与善意，让周树人在充满敌意与蔑视的眼光中找到可信赖的人。那张背面写有“惜别藤野谨呈周君”的藤野先生的纪念照片始终伴随周树人——鲁迅左右，不曾遗弃。而二人之间的这份信任、友情经过20多年的发酵，终于在笔端呈现为一篇不朽的散文。

我常想，正是由于鲁迅在仙台的经历，使得他有了更加宽阔的胸怀。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他成长为一名坚定的爱国者；而学医以及与藤野先生的相遇，使他相信人和人之间存在的美好，这对于他日后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大胆推测，正是这样的信念，使得20多年后，鲁迅在备受挫折的日子里，在《藤野先生》的结尾写下“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藤野严九郎后来的情况也恰恰证明，他与鲁迅别后虽未再谋面，但心始终是相通的。《藤野先生》发表后，鲁迅多方打听惜别20多年的恩师的近况，“在我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而藤野知道大文豪鲁迅写了自己的故事之后，念于自己的窘境始终没有与鲁迅联系。1936年10月，鲁迅的死讯传到日本。据藤野先生的侄子回忆，看着报上鲁迅的照片，藤野把报纸举过头顶拜了几拜。当得知鲁迅不只把自己的照片挂墙上，写在散文里，而且这些年里一直在寻找他，想见他或他的后人一面时，藤野先生深感懊悔，写了短文《谨忆周树人君》，刊发在日本报纸上。

他在文中提到：尽管日清战争过去多年，还有很多日本人辱骂中国人为“辫子和尚”，说中国人坏话。仙台医专也有一伙人白眼看周君，把他当成异己。我在少年时代学习过汉文，对中国的先贤甚为尊敬，所以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这就是我对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

藤野先生的正义感反映在他在战争期间的态度上。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由于军购药品激增，药价暴涨。藤野先生的乡下诊所有不少存药，但面对药商的高价求购，却推说这些药是为满足当地村民需要所存，一点都没有卖给对方。他对儿子们说，“你们要记住，中国是将文化教给日本的先生”。

鲁迅的恩师藤野严九郎就是以这样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了不义的侵华战争，但他却没有活到自己的祖国与他所敬重的国家握手那一天。1945年1月，藤野先生被迫从军的长子藤野恒弥病死在广岛。时年71岁的藤野先生，强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回到诊所重操旧业维持生活，在8月11日战争结束前四天因积劳成疾不幸离世。

而鲁迅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便溘然离世。去世前，他一方面深深挂念着抗战局势，一方面仍坚信中日两国总会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一天。

在历史的大背景下，鲁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弥足珍贵。这种超越民族偏见，建立在敬重与善意基础之上的个人友谊，为两国的民间友好，人民之间的信任与和解播下种子。

鲁迅先生毕生结交多达160余名爱好和平、敬重中国、思想进步的日本友人。1931年，来上海留学的增田涉拜鲁迅为师。鲁迅就像当年藤野先生对待自己那样，格外照顾这位日本学生。增田涉曾回忆说，一次鲁迅拿藤野的照片给他看，对他说，“不知道老师现在状况如何，大概……可能……已经去世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能找到他的子女也好……”

在上海的人生最后9年里，鲁迅结识了终身信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以内山书店为据点，鲁迅完成了他晚年的许多计划，留下了无数感人的故事。他坚定地站在进步、正义、和平、人民一边，走完了其战斗与呐喊的一生。面对时代变局，他“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不断升级，他一面坚定地予以谴责，一面将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民众加以区分，相信“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面对生命的终点，他披露心牵人类的广阔胸怀:“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而在此过程中，内山完造给他提供的帮助是大量的和无私的。

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继续奔波，推广普及鲁迅作品；战争结束回国之后，担任日本中国友好协会首任理事长，为推动民间友好鞠躬尽瘁。

内山完造在战后还为鲁迅家人与藤野先生之间的故事续写篇章。1956年，鲁迅遗孀许广平访日期间，原本计划在顺访福井时祭拜藤野先生墓。由于连日活动导致过度疲劳，许广平只好委托内山完造代为祭拜。内山不负所托，在藤野的墓前朗读了许广平的信。这对于没有看到“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鲁迅，和念念不忘“中国是将文化教给日本的先生”的藤野严九郎的在天之灵应该是一个极大的慰藉。

靠着民间的力量，1960年,仙台建立了“鲁迅之碑”，1964年福井县建立了“惜别”。1980年，在藤野先生出生地芦原下番，建立了周海婴题写的“藤野严九郎碑”。因为这层渊源，藤野先生的故乡芦原町与鲁迅的故乡绍兴市还结为友好城市。鲁迅与藤野先生之间的友情通过这些渠道和形式薪火相传，成为佳话。

2009年，在鲁迅写下《藤野先生》的厦门大学，鲁迅的长孙周令飞与藤野严九郎的孙子藤野幸弥的手也紧紧握在了一起。

2017年，内山书店创办100周年之际，在上海内山书店旧址前，我见证了内山完造的侄子、东京内山书店前社长内山篱与周令飞的历史性握手，并将这一瞬间收入镜头。

这种由鲁迅所开拓，由后人们薪火相传的中日之间的个人友谊在新时代仍然不断延续。

今天，我们重温鲁迅与藤野先生这段佳话，有助于我们发现鲁迅在今天的意义和启示。

首先，鲁迅可谓是通过文字将个人友谊传递的民间交流先驱。20世纪初叶，有许多中国文人东渡，但将日本与有识之士之间的友谊以文字记载下来并激励后人者，并不多见。

其次，鲁迅又是20世纪对外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国与世界故事的先驱。鲁迅的小说与散文使得中国现代文化首次被世界所主动介绍、流传，开中国现代文化走出去之滥觞。

第三，鲁迅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关注，体现了他宽广的人文胸襟和人类情怀。他和藤野先生之间的惺惺相惜超越时空，为我们今天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借鉴。

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间。尽管中日两国之间还存在不少问题乃至困难，但人民之间加深了解、相互帮助、相向而行的愿望有着深厚的基础。不论是“3·11”大地震时中国人民对福岛灾区的无私帮助，还是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来自日本“风月同天”“武汉加油”的鼓励，都表明了中日两国同舟共济的民意基础。在即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时间节点，在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背景下，鲁迅与藤野先生的故事将激励我们坚定地推进人民友好，满怀信心地开展人文交流，推动中日关系进入全新的境界。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