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雪

丁元竹：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社会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发展战略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日照籍学子丁元竹顺利完成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第二天，他兴致勃勃地去见导师费孝通先生。

费老问起：“你觉得昨天的答辩怎么样？”

丁元竹回答他：“我感觉挺好的，老师们评价都挺高的。”

“小丁啊，你太不懂社会了，人家说你好，不是因为你确实写得好，是大家看了我的面子。你是学习社会学的，要对社会有深刻的认识。”

费老又说：“你现在从北大毕业要做老师了，我送你六个字：著书、立说、立人。在北大教书，不著书自然立不住；有自己的著书没有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自然也不能立住；写了书，有了自己的观点，做人不行，最终要完蛋……”

30年过去了，费老已然作古，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小丁”如今已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教授。在社会这所大学中研学至今，丁元竹已能深深体悟到老师当年一盆冷水的良苦用心。而今，他不断循着老师的脚步，将自己理解的生活寓于自己的理论逻辑中，不断以经验丰富着理论的内涵，而且他自身也不断从实践中获得新知……

■ 两代政协情缘

费孝通先生与人民政协渊源颇深。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幕式，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参加了会议。

参会的见闻被他写入了回忆文章中：“现在全国解放了，建立了新国家，共产党能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当政协会一开，给了我耳目全新的感觉。在会场上我看见很多人，有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甚至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够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建国大事，对我来说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我满载而归，有如获得新生。”

这位曾参加过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做过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著名社会人类学家，恐怕不会想到自己的学生丁元竹后来不仅会循着自己的脚步投身社会学研究，也同样进入了人民政协。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丁元竹已经参加过4次全国政协全会。身处34个界别组成的人民政协之中，他已经能清晰感受到老师所说的身份不同的人物聚在一起讨论大事的力量。

有一年春节前，费孝通为了准备提案，回到了老家江苏吴江进行调研。“我就住在吴江松陵招待所，看到了好多人在我住处那里等公交车。”心生好奇的费老就上前询问。

“原来，这些人是从上海来的工程师。他们来到苏州一带的乡镇，带动当地企业开发技术，星期六来，星期天晚上回上海，不耽误星期一上班。”丁元竹说，当时，上海因为电缆、日化、纺织业布局在此的缘故，培养出了一批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苏南地区发展出来的一些乡镇工业，靠的就是上海这些技术的扩散和溢出。费孝通日后那则《小城镇大问题》的名篇，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有关家庭教育的线上讨论中，主持人发起一个话题——“成人与成才、幸福与成功哪个更重要？”这一下子触发了他的记忆，费老对他说过的那番著书立说立人之言，清晰地浮上心头。丁元竹借助手机打字，在线讲述了博士毕业答辩之时费老与自己的这番对话，激发起很多委员谈起各自的感受……

这种以读书而开展的讨论活动，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以来，尤其是疫情之后推出的履职新方式。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很契合丁元竹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研究习惯。

在参加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的协商议政活动时，丁元竹通常先随调研组参加有关专题调研，在调研中发现问题，在随后的读书活动中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又在学习导读和交流研讨中把感性认识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去分析，继而在此基础上提出意见建议。

丁元竹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工作，教研部当中有民族宗教教研室，具体承担相关的教学和研究任务。过去，教研部的老师们讲民族问题，更多讲一些具体问题。政协读书活动中，政协委员们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从不同角度研讨民族问题，丁元竹再把自己参加有关民族读书活动中的所学所知与教研部的有关老师交流后发现，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更加深刻了。

在参加线下读书活动中，音乐方面的专家讲到19世纪各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尤其讲到俄罗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发展，介绍他如何吸收西洋音乐元素，形成具有俄罗斯文化特点的音乐。不同领域专家的见解，打开了丁元竹看问题的另一个视角。这使得丁元竹对19世纪这个人类发展历史重要阶段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进一步深化了认识：“原来，民族意识的崛起，不仅表现在政治、社会领域，也表现在文化领域，也具体体现在音乐创作上……”万事皆通此理。

半个多世纪以来，费老和学生丁元竹两代社会学者既关注人类活动、研究人类社会，又都在人民政协这个专门协商机构中为国履职为民尽责，其情真意切，令人称道。

■ “我们做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今年7月底的袁家村之行，给丁元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距离西安70公里、距离咸阳40公里，仅60多户285人的旅游村，一年收入竟然能达到十几亿元，还能吸引5000多人到此打工。尽管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丁元竹对这些数字还是熟稔在心，不假思索地随口道出。

“我在村里访谈了10户，家庭年收入最少的是五六十万元，最高的能达到五百万元。”袁家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2007年以来，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通过股份制改革，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依靠党员干部引领，把农民组织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新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

丁元竹到这里调研，带着乡村公共服务的课题。经过4天的访谈，他看到这里的农村新集体经济发展，不失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条可行性道路。

当地通过传统小吃弘扬传播了关中文化，不光集纳了全国各地100多种小吃，还作出了商业模式的设计：一条街上100多家小吃店，不能出现同类型的两家。但同时，每家店也不能一家人来经营。“村里将店铺盖好，锅碗瓢盆等一应备好，你带着手艺来做。实行的股份制也有自己的分配设计：按照市场规模，一家店需要投资500万元，那么你最多出资100万元只能占到20%的股份，剩下的400万元，村里动员村民入股且低收入家庭优先。这样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低收入家庭既可以参与分红，也可以参与经营过程。而商铺分红的20%，要交给村集体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股份合作方式，发展成果让全体村民共享。这真是农民的创造！”丁元竹最后一句话，令人想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于农民儿子和教授儿子所做的评价，农民有农民的环境，教授有教授的环境，差异性与智商无关，不过是环境的熏染。

在袁家村，丁元竹注意到每家小店门前都挂有一块牌匾，上面注明了原材料产地和联系电话，有的店甚至还以诚信承诺书方式，向顾客发起了“毒誓”：“如果羊血掺假，甘愿祸及子孙。”“以上内容真实可靠，如若违背甘愿后辈受穷。”……农民以这种诚信为本的朴素价值观，质朴地维护着袁家村的品牌形象。

有人问及这种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围内得以推广时，语调轻缓的丁元竹却罕见地变了讲述，出其不意地提了个问题——

“我现在一直在怀疑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一干什么事，就问这个事能不能推广？作为地方官去造福百姓，把当地搞好，难道不是分内之事吗？做好工作的同时，能对他人形成启发就不错了。为什么我们做事都想着要向全国推广呢？”

他反问的声音不大，却足以对某些固有观念形成撼动。丁元竹是研究社会的学者，很清楚中国差异之大。

“其实我在看这个传统村落前，在山东看过一个城中村，当地的村民也挺富裕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寻找两个村子的共同点，丁元竹认为就是两个村的党支部书记都是典型的能人。

“为什么不能照搬照抄成功模式？这里面有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各地条件不一样，但都得有能人，能因地制宜地设计出符合当地实际、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产权明晰的新集体经济。

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占武也说了同样的实话：“其实我们往外输出的不是模式，是我们的一些理念。比如怎么样共同富裕的理念、怎么设计新集体经济的理念。而这些东西，不是说照搬照抄就能够掌握的。”近年来，袁家村多有模仿者，但鲜有成功者。

“我想，是不是包括我们官员、学者、媒体都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做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输出模式？还是真正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丁元竹跟着费孝通先生做乡镇企业调研时，费老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都说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不一样，同样是致富，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丁元竹和另外两位学者为此在江苏住了一个多月。其间有一天，他们坐在村工厂里跟会计正聊着天，来了一个浙江人要买丝。付款时，浙江人打开保险箱，里面装了整整一箱现金。

会计问：“你怎么不转账？”

“我一个个体户转什么账？”……

江浙差别，一目了然。

“不管是集体经济方式还是个体经济方式，最终是让大家富裕起来。”举出例子的用意，丁元竹显然不仅在于证明中国地域之广、差别之大，他继续追问：“我们目前培训的最基层干部是县处级。有没有可能把村干部和居委会主任们培训一下，让他们更加具有开拓创新的能力，适应当前的乡村、社区发展？”

■ 见证质朴

丁元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和生平。在对其早期著作进行收集编辑时，丁元竹发现了一位外国研究者在《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中提到费孝通在英国论文答辩后，还没拿到博士学位就启程回国。恰值1938年日军占领了广州，费孝通只得借道越南进入昆明。书中所述，回国经历颇费了一番波折。

后来在向费孝通先生求证这段经历时，丁元竹问了一个现在看来很普遍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回来？”他也得到了一个在当时更为普遍的答案——“那时候，大家好像学成了就应该回来，极少去想回来不回来这个问题。”

一问一答间，让人蓦然发现，立在人类活动背后的那幅时代巨幕，人类的悲欢离合和国家前途命运莫不与之相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沉沦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探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热忱。自此，“学以致用”的治学态度成为184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核心话题之一。

留下的文字远比讲过的话，更能长久地留存和证明治学者的质朴。

费孝通在《再论社会变迁》一文中写道：“学术尊严！我是不懂的，我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可以做粮食的。若叫我选择，我是选择粮食。”

翻阅丁元竹的学术文章，也能找到承袭自费孝通的治学观念——以知识的有用性焕发学术的生命力。

观察社会并对其展开研究的这近30年来，丁元竹的关注点都契合了当下的时代命题。《机遇与挑战：WTO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非典事件在战略上给了我们哪些教训》《从国际经验看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软实力”产生于文化吸引力》《志愿活动研究：类型、评价与管理》《中国社会安全网再造》《社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循着刊发文章著作的关键词，几乎可以捡拾起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有标志意义的诸多个点。

1991年，丁元竹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当老师。1996年他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做研究，2008年再到国家行政学院做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政策咨询和政策研究，他因此对现实问题政策问题有着较高敏感度。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仅仅坐在书斋里，必须到实地去，看看实际情况到底什么样？在实地调研基础上，把情况搞清楚、写出来，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

他关注的当前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议题，也是实际生活中人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去年，丁元竹关注因社会关系扭曲造成的矛盾问题及其解决对策，出版了《以交流和沟通重构社会关系模式》一书；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社会疏离，对于公共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的改变和挑战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近来，面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呼声，互联网游戏产业发展背后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机制应当如何完善，他也几次撰文发声……

社会学者当如何治学？

丁元竹的回答同样质朴：“社会学者不仅要紧跟时代，更要回应时代之问，用知识对民族生存发展产生一些价值，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离不开个人在其间著书、立说、立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