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丽
古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信息化技术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推动古籍数字化，也成为近年来的热点。国家图书馆从200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将珍贵特色馆藏进行数字化，陆续建成一些专题资源库，直至2016年，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阶段成果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正式开通运行，在线发布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影像，其中包括《赵城金藏》、敦煌遗书等珍本秘籍，让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得到共享与普及。本报记者就中华古籍资源库建设发展与中华古籍保护传承等话题，采访了部分委员、专家与学者。
数字化让古籍文献“活起来”
上承宋元以来历代皇家珍藏，旁搜明清以降南北藏书家毕生之积聚，又经历代馆员努力购求，益以社会各界无私捐赠……国家图书馆形成了起于殷商、涵盖中外的宏富馆藏。截至2020年底，馆藏古籍特藏文献约300万册（件）。
如何让这些承载着深厚传统文化的古籍从尘封中“活”起来，是近年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课题，拥有丰富古籍资源的国家图书馆更不例外。古籍数字化，是一个重要方式与途径。目前，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资源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以及天津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等馆外古籍资源，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海外征集古籍资源，总量约10万种。
“中华古籍资源库作为国内标杆性的古籍影像数据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史学者利用古籍文献的方式。”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说。他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参加《四库存目丛书》编纂时的情景，当时想翻阅国家图书馆或其他图书馆的古籍善本，现场查阅、复印几乎是唯一途径，而现在只需在计算机上点击鼠标就能看到众多古籍善本图像，两相对比，简直有天壤之别。目前杜泽逊带领团队在做《十三经注疏汇校》等项目，对中华古籍资源库多有利用。
对于古典文学专业出身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高虹飞来说，中华古籍资源库是她撰写博士论文与博士后报告的一件“利器”。她感慨道，“在图书馆，为避免污损古籍，我们通常不敢离书叶太近。还有一些单位每次仅向读者出借一部馆藏古籍，读者阅毕归还方可调阅下一部，这样就无法实现馆藏古籍的对勘。而利用资源库，读者不仅省却了交通出行、进馆安检、办理借阅手续、等待古籍提取的时间，还可以轻松实现古籍对勘，更可尽情地放大图像、局部截图，从而更加仔细地考察刻本的版式与字体风格。”
喜马拉雅平台上日前策划了一门历史类音频课程，涉及很多古籍资料，该平台制作人尹珑在校对授课讲稿时，发现内容涉及不同版本间的异文，这就需要核对原书，而中华古籍资源库的利用则给他带来很大便利，“让脱离高校古籍资源的相关从业者也能随时利用古籍资源工作和学习，希望能惠及更多普通人”。
近年来，中华古籍资源库也在不断进步。“它所收的古籍善本影像数量在不断增加，它的系统易用性、访问速度也有较为明显提高。特别是今年以来，还取消了访问时的登录要求，改为无须读者证就可直接阅览，在开放程度及访问便捷性方面走在了国内同类数据库的前面。”作为“忠实用户”的杜泽逊谈到使用体验时可谓赞不绝口，他希望中华古籍资源库在未来能加强整合各子库资源，持续在访问速度、检索功能、系统易用性等方面下功夫优化，同时也加强对地方各级图书馆古籍资源库建设的指导，推动古籍数字化事业不断向前。
古籍数字化催生学术新成果
20余年，国家图书馆秉持开放共享的理念，通过积极推进古籍数字化工作，将大量的古籍数字化成果以便捷的方式服务于广大读者和社会公众，真正践行了国家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使命。国家图书馆还组织了5次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活动，联合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等39家古籍收藏单位在线开放共享古籍数字资源超过2.2万部（件）。
足不出户查找和阅览古籍资源，成为数字文献利用方式的重要特色与优势。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不少疑问，比如，越来越便捷的文献利用方式，会不会影响读书效果？长年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研究的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教授陈力认为这并不值得忧虑，“对于严肃的研究者来说，文献利用方式并不影响读书效果，不管是传统查阅还是数字化查阅，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精读或浏览，比如有时查阅资料仅仅就是为了找到一句话或一段话，只需要略读就可以了。”
古籍数字化，不仅影响了文献利用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关领域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流行谈数字人文，利用现代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度加工，比如通过大数据处理、信息挖掘分析等，收获一些新知识、新成果。较早的比如通过数据分析《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语言风格变化等，来判断前后作者是否一致。又比如，通过数据分析某地区某时段的自然灾害变化，发现可能存在的一些规律。而这些单靠人工是很难做到的。”
探索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多元途径
古籍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古籍工作人才的培养。以国家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培养为例，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工作人员涉及不同专业，博士硕士占半数以上，不少已经是研究馆员，在相关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事业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她表示，“一批既懂古籍、懂古籍业务又懂古籍用户需求同时又了解新技术、具有创新意识的古籍人，正从传统走向未来，一个在传统基础上充满活力被社会认可的古籍文献馆藏体系、服务体系为现实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着保障。”
古籍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涉及采访、编目、阅览接待、典藏、保护、修复、研究文化推广（展览、讲座）、数字化、研究等；做好古籍工作需要实践的历练、经验的积累和老师的导引。金石专家冀亚平曾经有个说法，没有5000种编目的实践，不能说会金石拓片的编目。在陈红彦看来，国家图书馆有一批古籍鉴定的专家，实际上也得益于丰富的馆藏与见多识广的经验积累。
她认为，“以老带新的方式，打造老中青结合的人才队伍，保障人才梯队的相对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前，古籍修复人才奇缺，近几年通过培训班、师徒间传习、学历教育三驾马车的同时发力，修复师数量已经增长10倍。”
得益于112年不断的师徒传承，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于2008年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013年杜伟生成为这个代表性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文化和旅游部的推动下，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成立，并在全国带动了30余家传习所共同培养人才。
跨界跨行业的联合，也为古籍工作人员的培养，提供了新途径。陈红彦表示，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员工受聘于中国社科院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等学校导师、行业导师的人数也在增加。他们在教导学生的同时，不断总结新知识新经验，也提升了自己。“此外还为海内外兄弟单位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支援美国哈佛燕京大学图书馆、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埃默雷图书馆，派送专业人员整理编目其馆藏，为中文古籍在海外的整理与利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开阔了视野。”陈红彦说。
《中国古籍装具》《文献保护中英双解词语手册》《古籍数字化规范数据采集实践》等专著填补了行业空白、《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引起敦煌学界热烈反响、《善本掌故》普及文化、自主研发的脱酸设备脱酸液让150年间的酸化文献获得新生成为可能……近年来，国家图书馆跟踪学术前沿，在科研中成长并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古籍鉴定、编目、库房管理、修复保护、数字化、文化推广领域成就了一批批复合型人才。“结合馆藏各类文献，中外文古籍、甲骨、石刻拓片、敦煌西域文献、古旧地图、样式雷、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近现代名家手稿及革命文献的整理研究、开发利用方面均有建树，基础业务与学术研究有机融合，提升了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成果丰硕。”陈红彦谈道，仅近5年就主持有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课题、1项科技支撑项目、3项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与国别史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与23项馆级课题；研制发布多项项国家标准和部颁标准、专利；出版40余部专著、发表论文近300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