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颖

大约1万多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开始尝试将采集而来的普通野生稻种加以种植和利用，由此迈出了从洞穴走向旷野的步伐。

从洞穴到旷野，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脚印，发现于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

在国家博物馆“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展厅，跟随上山人的“脚印”，我们仿佛看见一条通向文明的道路。

一粒米

长3.732毫米、粒宽1.667毫米、粒厚1.723毫米，展厅中央，一粒小小的炭化稻米被陈列在醒目的位置。它出土于浙江省浦江上山遗址，距今约11000-8500年。

经专家分析研究，这粒炭化稻属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上山遗址早期文化地层中出土的炭化稻米，是目前通过系统浮选法在层位清晰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稻米。同时，在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永康湖西遗址均发现了数量丰富的上山文化的炭化稻米，表明在上山文化中晚期水稻的食用更加普遍。

水稻栽培、收割，加工脱壳以及食用证据，都一一被发现。比如展览中的磨盘、磨石，磨盘平面近似圆角方形，边缘不规整，显得非常厚重。使用面对角有一条隆起的脊线，两侧稍稍低一些，说明使用痕迹明显。磨盘、磨石的大量使用，反映了上山时期农业加工的发达繁盛。

不仅有香喷喷的稻米食用，上山人还有酒喝。一只浙江省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彩陶壶颇为特别，考古专家在壶内的残余物中发现了一种加热产生的糊化淀粉，经检测研究，发现残留物与低温发酵的损伤特征相符，而低温发酵是酿酒的基本原理。因此，9000年前的上山人可能已经掌握酿酒技术，而这只陶壶就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酒器。

一抹红

展览中数量最多的展品要数陶器。大口盆、平底盘、圈足盘、双耳罐、壶、钵、杯、碗，品种繁多。这是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在陶片的断面上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陶器胎土中有稻壳、稻叶、稻穗和植物茎秆留下的痕迹。这说明1万年前的上山人已经有意识地在使用稻米之后，将稻的残余物混合在陶土中制造陶器。有了陶器，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可以想象，上山人使用它们进行饮食、劳作增添了不少便利。

除了技艺之外，上山人对美的追求也令人惊叹。上山文化彩陶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陶胎表面是红色的陶衣，里面则是乳白色的涂敷层。在桥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片上，还可以看到两个完整图案，其中一个是带有一周辐射短线的圆形，好像一个小太阳，不知是否与上山人的信仰或崇拜有关？

陶器伴随着上山人的物质生活，也烙印下他们的精神世界。这一抹红色穿越万年时光与我们面对面，依然鲜艳、浓烈，让人不得不佩服先民的智慧。

一群人

要想走出洞穴，到旷野生存，除了有采集狩猎、种植稻米、制作陶器等“十八般武艺”外，上山人还需要一项重要技能——建造房屋。目前在上山遗址中，普遍发现了建造房屋的证据，包括干栏式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式房屋。

有了房屋，人类终于告别了数百万年的原始生活。不仅如此，在嵊州小黄山、永康湖西、义乌桥头等上山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环壕的遗迹，小黄山遗址还发现多条壕沟相互打破。环壕是抵御洪水、猛兽侵袭，为聚落内部提供防护的主要设施，因此聚落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环壕的出现。这也充分显示出上山人定居生活从萌芽到壮大的状态。

有居所、有食物，走出洞穴的上山人生活有了着落。这一群人辛勤耕耘，迎来收获，得以繁衍、生息，无怪乎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将上山文化遗址称赞为“远古中华第一村”。

上山文化是“农业”“定居”在东亚社会里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最早实证，而上山文化遗址群在钱塘江流域的聚落性分布、并向周边地区扩散发展的态势，呈现出农耕定居文明的最初景观，更展现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稻作农业社会初创和形成期的文明模式，以及此后延续数千年发展的文明基因。上山文化就像一颗“启明星”，照亮了中华大地绵延不绝的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