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建

10多年前，我结合自己上世纪70年代在西藏昌都地区洛隆县下乡工作的实际，写过一篇《怒江深处的回忆》，作为对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

最近，我前后多次通过微信向白托村强基础惠民生工作队（即扶贫驻村工作队）队长四朗陈列提出了150多个问题。他虽然很忙，但都利用工作之余很耐心地向我作了解答或说明。一个全新的白托村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遥想40年前的白托，真有隔世之感。

信息革命与社会进步

白托村123户，805人。从首都北京到西南边陲横断山脉大山深处的这个小山村到底有多远？从百度上看，直线距离3000多公里。她地处怒江上游，海拔4000多米，坐落在一个靠近山顶的地方。

上世纪70年代，我大学毕业进西藏大体是这样一个过程：从吉林省长春市到甘肃柳园乘火车走了3天，从柳园到拉萨坐汽车走了6天，从拉萨到昌都还是汽车又走了4天。后来，我参加驻村工作队到新荣乡白托村（过去叫新荣区白托乡，以下除引文外均用现名）是从昌都到洛隆坐两天汽车，再从洛隆到白托村得骑两天马。

那个时候，在昌都要看当天的报纸，至少要等半个月，而在白托村要看当天的报纸，等3个月也难。村里没有电话，乡里没有邮局，上级的文件要靠专人徒步或骑马传递，无论是人还是马，每次要支付1元钱的工钱。那时内地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8分钱，北京市内平信的邮资是4分钱，而在洛隆从县城送一封信到村里就要1元钱，比较我那时每月42.5元的工资，已经是很高的酬劳了。

那时候，信息传得最快的是收音机。收音机是奢侈品，我下乡时带了一台。虽然频道不多、节目也不是太多，但因为可以收听到当天的最新消息，所以除了大块文章的学习之外，一般就不需要看报纸了。

而现在，村民家家都有了电视机和智能手机，据说4G信号全覆盖，从这几天与陈列联络的情况看，文字、图像传输快捷清晰，虽有瑕疵，但总体感觉不错。除了老人和儿童，学生和青壮年大多会使用微信，北京与白托村可以随时随地实现即时通信，村里的小商店也可以用微信支付。虽然没有“淘宝店”，但个别年轻人已经开始尝试网购了。

基础设施加快推进

新荣乡40年前没有公路，连砂石路也没有。我对当时的情况曾做过这样一些描述：“从洛隆县到白托乡，骑马要骑两整天，只有一条牛马踩出的小路与区、县相通；其间要过两次江，一座吊桥，一座木桥，都是危桥，年久失修，不知何时就会将行人、牲畜堕入江中。远远看去，山路就像一条线，时而缠在山腰，时而盘桓而上，险象环生。有时，行到绝路之处，会有一段石头垒起的栈道或两根树干搭成的‘桥’助你通行，脚下则是悬崖峭壁、数十丈的深渊。”

今天，白托村终于通了路。县到乡的公路是2013年修通的，乡到村的路是2017年修通的。新荣乡所辖5个行政村都通了路。当然，县通乡里的48公里是油路，而乡通村里的30公里还是砂石路。虽然通村路只有两米宽，但这就很不容易了！

不光是通了路，而且路上的桥也彻底改造了。那座年久失修的木桥已经被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水泥桥所替代。听说连桥带路一共花了3000万元，平均一公里的投资就要100万元！现在，老乡们出行比较方便，也安全多了。道路改善直接带动了出行方式的改变。目前，白托村老百姓家家都有摩托车，甚至还有7台汽车，靠步行和骑马出行的方式已经基本成为过去。

2016年白托村接入了藏东电网。因为有了电，现在不光是家家有了电灯、电视机、电冰箱，个别人家做饭也开始用电，而且几乎家家都有了脱粒机和扬场机。想起当年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把柴油机、脱粒机、扬场机全部拆散，用牦牛驮回村里，再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拼装起来的历史，真的不敢相信，那就是在40年以前。

2010年实施安居工程，后来又实施了危房改造项目。目前，村民的住房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住房还是土木结构，格局也没有发生变化，还是一楼圈牲畜和储物，二楼住人，房顶晒粮食，但看上去的确坚固了许多。窗户也比原来大多了，室内的采光条件有了根本改善。楼层之间，原来一根原木砍成的扶梯现在已经全部改为比较宽的梯子了。过去三块石头架着一口锅的火堂，如今都换成了铁皮炉子。过去室内简陋的陈设已经被今天充实的家什所取代。

公共服务明显改善

没有文化，就难以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我在《回忆》一文中写道：当时“白托乡文化最高的人是藏文小学四年级，且绝对是‘凤毛麟角’，在全村只有四五个人。小学只办到四年级，只教藏文，不教汉文，且很少有人能够读完。我在那里就是向一位有四年级文化的老师公秋才旺学藏话，他是小学校的校长”。而现在，西藏全区实行了15年义务教育。白托村小学、初中、高中共有192名学生，入学率达到了100%。村里有了幼儿园，还有一个在内地上学的大学生。

为了整合乡村分散的教育资源，这些年西藏农村的学校建制作了比较大的调整。行政村一般只有幼儿园，但不办小学了。白托村幼儿园是2018年国家投资194万元兴建的。

园内有22个孩子。幼儿园的老师有一位正式工，月工资7800元，还有一位是代课的，月工资2500元。新荣乡有一所完小，学生实行“三包”，全部为寄宿制。初中在县里，也是“三包”。孩子到乡里和县里上学，主要是靠父母骑摩托车接送，大约一两周接送一次。高中设在昌都市，学生上学要从洛隆县乘长途汽车前往。这样的教育体制，不仅可以保证孩子们都有学上，有较好的教育质量，而且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当然，就是路途过于遥远，交通安全和出行成本仍然是比较突出的矛盾。

因病致贫是老百姓的一块心病。40年前的白托村，我在《回忆》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乡里没有卫生室，更没有医院。老百姓生了病，只有挺着。实在挺不过去了，就到区里的卫生室去找点药。到区里，骑马要整整走上一天。可以想见看病有多难。妇女都在家里生孩子。婴儿生下来就放在一个筐里，周围放满羊毛。婴儿的食品，除了母亲的奶水，就是糌粑糊糊。由于没有勺，只好由母亲用手指和好，再抹到婴儿的嘴里。因为工作队里我的文化‘最高’，能够基本看懂药品的说明（全是汉文），所以我在乡里时，既是工作队的‘队医’，又是乡里的‘赤脚医生’，同事和老乡生病都找我。有一次，一个老乡在杀羊时把手搞破了，整个手掌都化了脓。第一次来找我时，手伸出来就有一股恶臭。我不会打针，更没有打点滴的条件，只好给他吃口服的消炎药。由于他们轻易不用药，虽然是口服药，治疗效果也十分明显。可稍好一点，他就不来了。等我再见到他时，手掌已经烂透了。左手中指的第三节骨头从皮肤下面扎出来，露着淡黄色的骨头碴儿，上面两节手指只有皮和筋还连着，挂在那里，完全与下面断开了。伤口依然泛起阵阵恶臭。我叫他赶快到县医院看去。等半个月之后，我在去县城的路上遇到他，他左手的中指已经截肢了。”

现在的情况则有了很大改变。白托村有了卫生室，有两个村医，一般的头疼脑热村医都能看，打针输液也都可以。一般的常见病，村医可以给开西药和藏药，都是平价药。妇女生小孩正常情况下村医和乡镇卫生院都能接生，但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现在大多数都愿意到县医院去生。当然，目前乡卫生院还做不了像阑尾炎这样的手术。

现在，全县的农牧民都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为100%。只要参保了都有大病统筹，大病保险年度最高赔付限额为14万元。看病在县域内执行的是“一站式”结算，贫困人员在昌都市域内定点医院“先诊疗、后付费”，出院时需个人支付不在报销比例之内的资金。参保个人缴费档次可以分为250元、120元、60元三个档次，自愿选择。报销比例按缴费档次不同而有不同。缴费高的，报销比例就高，缴费低的，报销比例就低。鼓励就近就医，以250元为例，县域内乡镇、一级、二级医院报销90%，市域内三级医院报销85%，市域外乡镇、一级、二级医院报销80%，三级医院报销75%。门诊分两种，一种是特殊病门诊，报销比例按缴费档次分别报销90%、70%和60%；另外一种是普通门诊，参保人员年度封顶线为300元，起付线为100元，可以报销实际开支的60%。这些做法解决了有地方看病和看得起病的问题。当然，在基本医疗条件逐步改善的同时，人才问题依然突出，这也是要进一步解决的。

40年前的白托村有个县供销社的零售点，可以卖一点日常生活用品，但后来改革了，没有了。40年前，每年秋天还会有远方来的“商人”赶着牛群到这里用红糖、盐巴换些粮食、酥油之类的物品，搞以物易物的交易，现在也没有了。现在的白托村有两个村民自己开的小商店，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小商店的货物也越发齐全了。其中：不光是平锅、水壶、暖水瓶这些传统商品，还有孩子们喜欢的各种零食、玩具，还包括蔬菜、鸡蛋，以及各种服装、鞋帽和卡垫之类。据工作队的同志讲，除了一些大件，像摩托车、电冰箱、汽车、手机等数码产品要到县城去买，其他的东西在村里的小商店基本都能买得到。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由于统计方法和基础数据方面的原因，2019年白托村老百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时难以核算清楚。我自己估算，大体上在6000元至7000元之间。虽然这个数据与全区农牧民的平均水平相比处于偏低水平，但我认为，老百姓的衣食状况还是比较放心。从农畜产品的人均占有和消费情况看，40年前的白托村，粮食真是不够吃。因为严重缺粮，国家又要给返销粮。返销粮的配给水平非常低，一个劳动力每3天一斤原粮，一天只有3两多一点！非劳动力则完全不在返销粮政策考虑范围之内。春荒时节，以野菜充饥更是家常便饭。而现在，按当年粮食产量计算的人均占有水平在640斤左右，且每家每户的存粮都比较充裕，也从不外卖。农民家里的畜产品也从来不卖，全部自己消费。农牧业生产处于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状态。

从衣着情况看，过去穷的人家，一家人穿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鞋子也是破破烂烂，不是露着脚趾头，就是露着脚后跟，鞋帮很少是完整的，跟打赤脚也差不多。全村只有一户人家有被子，其他人家大多是白天穿什么，晚上就盖什么。而现在，老百姓的衣服还是有得穿。据了解，村民现在穿衣已经不需要裁缝或自己缝制，全部到村里商店或县城购买。衣服破了他们会自行缝补或购买新衣服，很少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每人至少有两床被。可以说是吃穿不愁了。

生态扶贫成了村民脱贫致富的有力抓手。白托村有47448.71亩国有林，每亩补偿4.85元，补偿总额23.01万元，人均补偿285.87元；有草场4835亩，每亩补偿26.98元（含草畜平衡款），补偿总额13.05万元，人均补偿162.08元；安排生态公益岗位352人，每人每年工资收入3500元，全村人均1530元，以上三项合计，仅生态扶贫收入全村人均1977.95元。再加上其他各种政策性收入，比如粮食直补、低保五保、养老保险和资产收益扶贫，各种政策性转移性收入合计2415.26元，仅次于虫草收入的2849.89元。

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在县乡政府的支持下，他们还采取了“飞地经济”的办法，白托村与其他乡村合作，用扶贫资金投资了4个集体经济项目，有的在乡政府所在的通纳村，有的在洛隆县城。这些集体项目承包给私人经营，每年村里可分得承包金8.5万元，参股的有60个贫困户，每户每年可分红1375元。

从脱贫攻坚以来，村里确定了62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共有432人，其中包括2户五保户和24户低保户，目前都已经脱贫。2019年洛隆县的农村低保标准是4713元。这些年每年农村低保标准都会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村两委班子成员也有稳定的收入。白托村村“两委”干部共有6人，村党支部书记或主任每人每年报酬28185元（其中：基本报酬19730元、业绩考核奖励8455元），其他村干部报酬14109元（其中：基本报酬9876元、业绩考核奖励4233元）；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3人，主任每年报酬14526元（其中：基本报酬10168元、业绩考核奖励4358元），成员7272元（其中：基本报酬5090元、业绩考核奖励2182元）。

2018年至2019年修建了新村委会，共花费266.73万元（包括村两委活动经费10万元和工作队为民办实事经费20万元）。新村委会里办公的地方、住的地方、做饭的地方、值班的地方、开会的地方、活动的地方、便民服务大厅都有。

白托村党支部共有党员43人，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23岁，文化程度最高为中学，没有文盲。支部书记卓伦卡，56岁，初中毕业，2006年当选，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第一书记吉鲁，35岁，大专学历，2020年由县公安局选派，有热情、想干事。

《远程调研》后记

写了《白托村远程调研追记》（以下简称《追记》）之后，我把《追记》寄给了分管扶贫和藏区工作的领导，目的是希望他了解一下藏区的真实情况。

但没有想到，领导很快作出了批示，并送相关部门阅。

……

此后不久，西藏日报社派出记者重访白托村。7月2日，在“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栏目，采写了一篇《洛隆县新荣乡白托村山村唱响感恩歌》，从另一个视角再次印证了我在《追记》中所反映的巨大变化。但越是这样，我的心里越是不安，越发担心由于自己没能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产生了对领导的误导。8月12日至24日，我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名义，带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课题再次来到昌都，先后考察了7个县，并于8月19日来到洛隆县，8月20日至21日又特意在白托村住了两个晚上，以亲眼见证这42年的变化，同时也是对我远程调研真实性的一个检验。

在村里活动的一天多时间，我看了新修的蓄水池和入户的自来水，看了卫生室和幼儿园，看了两个小卖部，查看了几乎所有商品；还看了3个农户，既有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也有非贫困户，还有一户搬迁户，并把一台中国农大研制的高原捡拾车送到农户家中。

每到一户，我都仔细地察看每一个房间，每一件农具，粮食、酥油和肉，衣服及被褥，还要了解烧火做饭和取暖及家庭能源的情况。

回到县里座谈时，从县委书记吴剑的汇报材料上了解到，《追记》获得领导批示之后，县里对照《追记》所提问题逐条进行整改，支付金额竟高达200多万元！

当然，在白托村时，村委会还集体向我反映了希望整体搬迁的愿望。据吴剑书记讲，当初曾动员白托村群众加入扶贫易地搬迁的计划，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想搬。本来预计怒江两岸会搬的比较多，没想到最后搬的最少。现在，看到别人搬了效果不错，群众又想搬了。但这一轮脱贫攻坚计划已经实施完毕，只能等以后再找机会了。

8月19日刚到洛隆那个晚上，原白托村供销社的老职工伦珠多吉给我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把青春抛洒在雪域高原，以深情眷顾于怒江深处。

这面锦旗着实让我感动。这几十年我一直惦记着白托村的乡亲们，关注着那里的变化。伦珠多吉还特别对在场的藏族同志说起，说我当年在离开白托村时曾送给他一件衣服解决了他的大问题。他对此一直念念不忘。

8月20日在新荣乡发放牛粪车的仪式上，白托村党支部书记卓伦卡又送上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情比雪域万里山河，心系白托一枝一叶。落款是：白托村全体村民。

有此一番情谊，此生足矣！

［本文作者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文章已收录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脱贫攻坚工作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一书，原文较长，本次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