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路强

《红高粱》——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菊豆》——第43届戛纳电影节路易斯布努艾尔特别奖；《过年回家》——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黄河谣》——第14届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行走在西安电影制片厂老厂区，西侧一条南北走向的星光大道格外引人关注。在道路两侧，金熊奖、金棕榈奖、银狮奖、金鸡奖……一二十尊世界或国内电影大奖的奖杯雕塑，记录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影厂，也是西部电影曾经的辉煌。

然而此后若干年，西部影视渐渐沉寂。“有高原，无高峰。”在11月25日陕西省政协围绕“做大做强西部影视文化品牌”主题召开的月度协商座谈会上，多位委员、专家对西部影视现状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高原是什么样的高度？据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高山介绍，近年来，在电影方面，陕西参与投资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市场反响较好，《塬上》《血狼犬》《柳青》等在国际、国内获得多个奖项；在电视剧方面，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20部“2020中国电视剧选集”，陕西省《大秦赋》《装台》名列其中。2020年，陕西电视剧产量名列全国第五，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电视剧播出量占全国29%。

按旁人看，也许这个高度已经足够高了，但在陕西影视人眼里，距离他们期望的“高峰”还有着一定的差距。

如何跨越从“高原”到“高峰”的距离？高山认为，要做好影视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高起点做好规划，谋深、谋细、谋实陕西影视产业发展路径；从产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角度做好西部影视产业发展规划，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形成“点线面”结合发展的产业格局；尽快编制影视产业发展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制定路线图，有力有序推进影视产业发展。

影视文艺精品的生产，很多都得益于财政扶持政策的支持。“长期以来，陕西影视产业发展所依赖的有效政策主要是2012年出台的《关于支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财税政策的意见》。”省政协委员、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认为，由于政策更新较慢，已难以适应影视产业新发展。为此，他建议，完善奖励评价体系，建立一套完整、细致、高效的评价体系。根据影视剧的形态、题材、投资体量的不同，建立相应的评价与扶持政策，并精准实施。

“导致陕西影视难出‘高峰’的根本原因是优秀专业影视人才的匮乏。”省政协委员、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宋红梅认为，做大做强西部影视品牌，需坚持人才引领战略地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造就引进高层次领军人才，用好用活专业及复合型人才，可依托省内高校教育资源，培养高素质精专型影视后备人才。

很多好的影视作品都是脱胎于优秀的文学作品，“陕西文学创作在全国影响深远，更有五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些反应陕西风物人情的文学作品都是改编影视作品的绝佳IP。”省广播电视融媒体集团二级咨询员张晓提出，可从政府层面设立剧本创作奖，形成自己的专业IP运营团队，通过“文学陕军”与“影视陕军”的强强联手贡献更多精品力作。

委员们还建议，要学习借鉴影视产业发达地区先进经验，整合相关部门职能建立西部影视服务中心，畅通全省范围内从城市到乡村全方位的服务网络；加强产业互动，积极构建基于现代电影工业体系的西部影视“大电影产业链”……

对于委员、专家学者的这些意见建议，与会的副省长方光华给予充分肯定和积极回应。他表示，省政府将通过研究完善政策支持，优化产业布局，打造高质量影视产业基地，做强剧本创作、影视制作等主导产业，策划推出重大题材高品质影视剧，办好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国际电影节等重点活动，扩大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西部影视文化品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