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云翱

■ 中国的考古学之所以在世界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考古学理论、技术、文物管理比他人发达，而是因为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成就，遗留下来的一大批文物遗产令人瞩目。因此应该把古人的荣耀与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取得的成绩适当地分开来看待，这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和责任。

■ 历史赋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就是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本民族的传统中，从各国历史与现实文化中去提取文化精华，为本民族的发展注入新的养分，以获得新的生机。

我与海堂先生相识于1979年，那时他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我读本科。他朴实的为人和严谨的学风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们成了学术上的好友，但更多的时候我视他为师长。从他那里，我了解到许多考古知识和做学问的方法，比如怎样做资料卡片，就是从他所藏的上千张卡片中首次获得系统认识的。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京博物院考古部，而他研究生毕业也留在南京大学，我们时常通过电话或互相走动交流工作体会和研究心得，诸如陶瓷考古、佛教艺术和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等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许多时候，他都会有一些独到见解，从他那里，我受到过不少启发和教益。1984年后，我担任了《东南文化》杂志的编辑，他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时常对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提出建议。那时，他已深感自己的学术追求与现有的知识结构及科研条件存在很大差距，时常陷入苦恼之中。1985年，他有机会赴日本留学，开始向新的学术高峰攀登。此后7年，他在日本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把自己在国内积累的丰富的考古学实践与理论知识同日本严格的学术训练、广泛的资料信息、先进的科研手段紧密结合，竭力开辟新的学术道路，终于成为学术上有集大成之成就，理念上有创新之举措，事业上有开拓之追求，人格上有完善之塑造的一代学者。

在他留学的日子里，我们之间主要是用通信方式交流思想，他身处异质文化环境中，一直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和强烈的进取意识，十分关注国内的学术进展，时常把外国的新方法、新理论说给我听，包括日本考古界对发掘工具和绘图、摄影工具的改进，他都要绘成图或把实物带进国内，供同行参考。他的一些文章在《东南文化》上发表后，引起了不少共鸣。1992年10月，他从日本学成归国，投身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作为朋友，我目睹了他完成的大量难以用数字统计的学术工作，遗留的大量文稿令人惊叹，其表述的学术探索和事业蓝图给人描绘了一幅瑰丽的远景。他的生命历程不过43年，但他的学术成就已是一座“里程碑”。

海堂先生的考古学术生涯开始于1971年，那年他才20岁，便成了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的队员。此后几年，他先后参加了江西南昌、新干、清江的商周遗址、汉晋古墓以及湖北江陵楚墓、宜都红花套大溪文化遗址的发掘。1974年，他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1977年，大学毕业又分配到江西清江博物馆，在此期间，参加了江苏邳县大墩子、宜兴古窑址、江陵楚墓、清江县筑卫城、樊城堆遗址的发掘。1979年，他再次考入南京大学，成为考古学家蒋赞初先生的研究生，参加过湖北鄂州市六朝墓葬和遗址的发掘及整理工作。研究生毕业后，以优秀的成绩被南京大学留校任教。这些脚踏实地的考古实践，为他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成为他以后学术上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985年，他去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他一方面刻苦钻研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考古学和人类学实践，参加过爱知县三好町古代城市遗址和福岛县大户町古窑址的发掘，并节衣缩食，不畏劳苦，在日本、韩国作广泛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调查，收集了数以万计的有关古代窑址、陶瓷、手工业和民具及其他考古资料，又利用假期回国内作广泛调查，足迹所至，北达内蒙古，南及闽粤，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今天，在他的书房里，还整齐地保存着大量的分类资料集，器物和遗迹照片、绘图、幻灯片、调查日记及文物资料录像等。1992年10月，他以极优异的成就给7年留学生涯画上了句号，随即回国效力。到1994年12月去世止，他先后创办南京大学中国物质文化研究所，担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参与主持福建平和县“漳州窑”窑址发掘，并与兄弟单位一起组织了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领队参加长江三峡万县晒网坝遗址发掘，往陕、豫等省作文物考察，对南京大学文物室作大规模清理建档，完善考古教研室资料室，提出建立南京大学博物馆、南京大学考古艺术系、改进考古专业办学模式的计划；承担教育部资助的民具学调研课题，实施中日双方合作进行的唐三彩技术、国际贸易陶瓷两项研究课题；开始东亚漆器技术和渔业技术的调查研究，撰写《六朝考古》《东亚漆器技术》等专著，把自己在日本完成的9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缩写成50万字交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完成并发表多篇重要论文；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近10门课程。另还有一系列的讲义和论文储存在他的电脑里未及全部完成，仅目前所见的就有关于考古学方法论、陶瓷考古、民具学、文物鉴定学等诸方面的散稿。两年多时间，在人生长途中不过是一瞬间，可是在海堂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却是多么宝贵又充满创造力的时光啊。

海堂在科研上十分注重理论的创新和对新方法的引进，一生致力于学术进步事业。在日本求学初期，他已注意把海外的新观点介绍到国内来，如他在评介日本考古学家町田章的《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时，有感于中国现有考古学名词的一些概念难以理解，用语不统一，辞书编纂工作较落后，使国外学者阅读利用中国的考古资料没有可资参考的工具书的局面，指出：“中国考古学术用语的解释和统一，的确是一个存在的、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否则，所谓学术国际化，就留下了专业用语上的障碍，这不能不说是从事学术研究者的一项责任。”还认为，“等到计算机大量使用后，专门用语的统一和专门辞书的编纂，就变得更加刻不容缓了。”（《关于考古学辞典编纂和学术用语统一的问题》，《东南文化》1988年3、4合刊）在名古屋大学学习时，他接受了考古学家渡边诚先生“水洗选别法”的操作指导，觉得这一方法对改进国内考古学的发掘方法，从遗址中发现更多的古代文化信息有重要作用，便立即征得渡边先生的支持，撰成《考古发掘中水洗选别法的应用》一文，发表在《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上。文章对“水洗法”的产生、发展、应用价值、操作法包括设备、工具等都作了详细介绍和研究。吴耀利先生认为，这是最早把“水洗法”引进中国的文章。1992年4、5月间，国内考古学者对“水洗法”作了试验并取得成功，研究者确认，该方法“对深化我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值得进一步在我国考古学中应用和推广。”（吴耀利：《水洗法在我国考古发掘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4期）海堂还把“民具学”介绍到了国内，他敏锐地看到“民具学”的调查与研究成果将成为书写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最直接的实物证据，并构成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考古学遗物也有相当帮助，因此他强调考古学者要重视民具学，并在南京大学率先开设了“民具学”课程，带领学生开展民具学调查和研究工作。

“计算机考古”是海堂先生十分重视的问题，他自己就是一位成功的实践者。在日本，他刻苦钻研计算机技术，并达到了专业水平，建立了系统而独特的资料数据库，在研究中广泛运用这一先进手段。他在日本做博士论文和回国之后，处理的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技术史和文化交流史图文资料数以万计，计算机参与了其中的统计、制图、建立数据模型和作时空分析。他的不少结论是在计算机对数千个资料数据作统计归纳后得出的，因而深刻地揭示了考古现象之间的数量逻辑关系和发展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现在，他的书房里还保存着数百件已存贮有各类资料和论文的计算机文件软盘，硬盘中也内存有大量的已经成文的论文、著作和讲课稿等待输出。正是具备了亲身体验，因此，他多次呼吁，国家应当组织计算机和考古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开发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技术，在全国各主要博物馆及其考古学机构建立终端工作站，争取花1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区域联网的水平，到那时，考古学界的信息流通和宏观研究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也将会大大促进我国考古学水平的提高。1989年前后，我国不少文博机构已购置了计算机并投入工作，他经调查后强调，各单位在建立数据库前一定要有长远的打算和总体性的规划，如果大家各行其是，最后机型混乱，软件和汉字辞库不统一，分类法、专业用语、输入格式等都不规范，结果将使这些各自为政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变成一个个孤立的死水潭，数据无法通用，资源不能共享，从而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他对文博界如何正确地制定计算机使用规划提出了看法，这些意见至今对我们还有指导意义。

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他也做过可贵的探索。针对国内一些地方和单位的考古工作现状，他疾呼考古学者要加强理论素养，认为几十年来，“理论”没有化为社会共同的财富。考古界理论研究专著和教科书出版较为滞后，发掘和研究还显得较为粗放，发掘设备与工具也存在不足，指出有些事看起来是方法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个理论问题。他说：“中国的考古学之所以在世界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考古学理论、技术、文物管理比他人发达，而是因为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成就，遗留下来的一大批文物遗产令人瞩目。因此应该把古人的荣耀与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取得的成绩适当地分开来看待，这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和责任。”（《考古学理论研究和资料管理问题》，《东南文化》1989年3期）。

海堂先生归国前夕，日本东洋陶瓷学会会长楢崎彰一先生致辞说：“熊海堂先生是继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之后，对东洋陶瓷研究最为全面、最为出色和最有成就的学者。”海堂先生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系列论文也获得了日、韩等国家以及台湾地区学者和中国大陆不少专家的高度评价。

他回国后，教导学生，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中心，这个发达中心自身的形成，靠的是内部频繁的文化与技术的交流，同时她的发展也深刻影响周边诸国（民族），带动了东亚各地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东方文明的形成。因此，研究中国考古学“任重道远”，必须具有国际意识，具有“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海堂先生经过自己艰辛的探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方法，如果不是病魔过早夺走他的生命，他还会为科学提供多少宝贵的成果啊！

南京大学是海堂先生的母校，他曾在这里求学、从教11年，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他担任考古教研室主任时间不长，但为教育工作付出了巨大心力。他十分重视人才培养，重视对学科教学的改革。

在1993年到1994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一边积极开展教学改革，一边抓紧对文物室、资料室进行整理建设，为师生充分利用实物藏品和图书资料创造条件。他先后开设了《中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民具学》《魏晋南北朝考古》《日本、韩国考古学通论》《古代陶瓷技术考古》《专业日语》等近10门课程，现从他遗留的讲稿上看，内容十分丰富，且颇具独到见解。如我们在他的一份残缺的电脑打印讲稿上看到有“第三章考古学与古董鉴定”，文中用大量生动的事例证明考古学与文物鉴定是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学科。

他始终认为，“历史赋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就是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本民族的传统中，从各国历史与现实文化中去提取文化精华，为本民族的发展注入新的养分，以获得新的生机。”

这既是他的学术思想，又是他的人生追求。他勤奋工作、不舍昼夜、不计报酬、任劳任怨，在他的不少文章里，在他的日常言行里，他对祖国的忧患意识，对教学和科研的敬业精神及对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迫切愿望都表现得十分强烈，并成为他在日本学成后谢绝挽留，立即回国，献身于教育和科研事业的最深沉的动力。

海堂生于1951年，卒于1994年。只活了43岁，他的逝世是考古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东亚窑业发展与交流史研究》以及其他尚未出版的论著，会与海堂先生高尚的学术情操和人格精神一样，永远使后来者受到教益！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