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中良
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开辟、建设与敌后战场的抗敌斗争中，文学艺术非但没有缺席，反而由于需求的急迫与条件的严酷，激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在战争环境中顽强地生根出土、茁壮成长，在见证了敌后抗战之艰苦卓绝的同时，也参与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其中，戏剧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平均文化水平不高的根据地民众来说，戏剧是最易于取得宣传效果的艺术形式，因而边区十分重视剧团建设。1939年，贺龙率部到晋察冀时，还带来了颇有实力的战斗剧社。在专业剧团的带动与通过培养基层文艺骨干等方式大力扶持下，同时发掘民间的悠久传统与巨大潜力。
在抗日战争中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的剧团，所演剧种多为话剧——活报剧、独幕剧、多幕（场）剧，也有歌剧——小歌剧（包括活报剧性质的“歌活剧”，运用民间小调的“小调剧”）、多幕歌剧，还有河北梆子剧等地方戏曲；风格有悲剧、讽刺喜剧、幽默喜剧、悲喜剧；在人物性格、语言乃至布景、服装、化妆等方面尽力贴近当地生活，适应军民的审美趣味。所演剧目主要取材于敌后抗战与根据地建设的现实生活，密切配合工作，涉及动员参军、反“扫荡”战斗、多民族团结抗战、文化建设、农村妇女解放、军民关系等。剧作者亲身参与根据地建设与反“扫荡”战斗，从中获取鲜活的素材，敏感反映现实，倾注炽烈的激情，一部部剧作连成晋察冀烽火长卷。
在敌人大规模“扫荡”的间隔期，根据地生活相对平静，剧团十分活跃。反扫荡形势最为严峻时，正规剧团要么转移到山区，要么就地分散隐蔽。在情报准确、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剧团也见缝插针地演出，新世纪剧团就曾到苏桥前线公演，战斗剧社更是在大战前夜演戏。1939年4月下旬，日军煞费苦心跨地区调兵，企图重创我八路军主力。我军侦知敌情，将计就计，取得了著名的“齐会战斗”的胜利。战斗打响的前夜，战斗剧社搭台演戏。戏演完天已发亮，胸有成竹的贺龙将军登台做战斗动员。这边，战斗剧社继续收拾幕布、布景，那边，八路军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战斗。
戏剧题材源于现实，艺术形式汲取传统养分，表演风格贴近生活，因而取得了巨大的宣传效应。据新华社晋察冀1943年6月28日报道，晋察冀政治攻势中，艺术工作者深入敌占区，“据不完全统计，在1942年的三次政治攻势中，抗敌剧社、西战团、联大文工团、火线剧社、铁血剧社、七月剧社等七个剧团，曾先后在游击区及敌占区演出315次，展览180次，写大标语234件，街头宣传215次，吸引观众12.5万余人，编大小剧本188篇，歌曲91个，通讯、报告、宣传诗等154篇”。在远千里所写的《关于＜冀中一日>》中记载，“村剧团搞得红火热闹，凡是根据地内的村庄，几乎村村都有。有的村剧团还置备了汽灯、幕布。有的剧团由武装保护着到敌人据点附近去演出……据说，有的伪军，换了便服，叫咱们的‘内线关系’领着出来看。”随着形势的变化，边区实行精兵简政，三分区冲锋剧社由1940年的120余人减到1942年的36人，编成两支文艺小分队，配属两个武工队到敌占区开展活动，“走到哪里就把战斗的歌声和戏剧带到哪里”。剧社在进行抗战宣传的同时，也从军民抗敌斗争中汲取新鲜的养分，丰富文艺创作，增强了宣传效果。在张学新、刘宗武编《晋察冀文学史料》中记载，“一位善良的农村大嫂，当我们一位抗日干部遭敌人追捕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把干部认作自己丈夫，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设法瞒过了敌人，保护抗日干部安全脱险。”冲锋剧社的几名队员也有过被敌人围困在村子里、在房东大嫂巧妙掩护下转入地道安全脱险的切身体验。在此基础上，李树楷写出独幕剧《张大嫂巧计救干部》，剧中“敌人追捕我抗日干部到张大嫂家时，张大嫂急中生智，拿起烙饼让干部把手枪包起来，蹲在地上大吃，张大嫂假装生气地对干部大加申斥等。在1942到1943年的两年中，这个戏单是冲锋剧社，就在敌占区先后演出过120余场，每场效果都很好。戏开始干部遭追捕时，观众情绪紧张，都为干部的安危捏着一把汗，当演到张大嫂沉着机智地同敌人周旋，终于瞒过了敌人使干部脱险时，观众中爆发出发自内心的笑声。他们笑抗日人民的聪明智慧，笑敌人的野蛮愚蠢。因为舞台上再现的是自己身边经常发生的事，观众感到格外亲切”。
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1939年10月突破敌人重兵封锁的同蒲线，进入晋察冀边区，6个多月经15个县500多个村庄，遍访军政民各界，在切身体验与深入考察的基础上，于1940年7月写出《华北敌后——晋察冀》，留下了对模范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真实记录与深刻感悟。其中说道：“戏剧在晋察冀发挥了充分的效能。凭借着这一支有力的宣传武器，教育了晋察冀一千二百万民众，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政治水平，发扬了民族精神，揭破了敌伪阴谋。在每一项工作上，戏剧不仅起了宣传作用，而且起了启蒙作用。在一切工作的困难面前，戏剧发挥了解释、说服和鼓动的力量。多少壮丁，由于看了一出戏，而自觉地、坚决地参加了抗日部队。不少的顽固分子受到戏剧的感动而悔过自新。边区的戏剧不仅起了伟大的政治作用，在它自身亦已逐渐凝结为民族戏剧的雏形。”
李公朴也注意到并称赞晋察冀戏剧响应军政首长号召，紧密联系本地实际，“这一种脚踏实地科学的创作精神，也是大众化口号具体实践的结果，这是边区戏剧的特色。他们不仅如此创作出不少民族形式的话剧剧本，而且扬弃地利用了旧形式，譬如《救国公粮》……还创作了不少的新颖的活报、歌活报和舞活报，譬如《参加八路军》《人间地狱》《侵略者的末日》以及《太行山舞》等。”“‘话剧中国化’口号的实践又孕育成边区戏剧‘现代化’‘大众化’的特点……在观众眼前展开的是令人泣下，或令人发指的血淋淋的人生和战争的现实。在这里还能看出未来的光明远景，和侵略者、反动力量的灭亡。每一出戏中都充满了晋察冀的乡土气息和人民英勇斗争的情绪，晋察冀的进步和团结，也充分地在舞台上表现着。”
这些文艺演出在战争环境下充满了风险，有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1942年3月至4月，军区抗敌剧社组织三个小型演出队到二分区活动，其中一个演出队穿越封锁线，随河南区队到崞县一带活动，招致敌人恨之入骨。4月12日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宣传演出后，到神岗头村投宿。不料一个伪村长向据点里的敌人密报，招来翌日敌人突袭，抗敌剧社方璧牺牲，崔品之被俘后惨遭杀害，胡朋、杜烽、员鹏程、张友、刘振泉等受伤。
1942年，前哨剧社戏剧队长兼导演张玉在与群众在麦田里隐蔽时，被敌人骑兵包围，英勇牺牲，时年24岁。女队员刘哲在博野县张庄被敌人包围，战斗一整天，于黄昏突围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陈士玺在马阜才村被敌人包围，突围时牺牲。戏剧导演路玲、回民支队抗战剧社社长陈立也牺牲于这场反“扫荡”战斗中。
1943年11月30日拂晓，抗敌剧社遭到敌人包围，在突围中吴畏、安玉海、李心广、陈雨然牺牲，孙玉雷重伤，刘钧、林明被俘后于押解途中逃回。曾经担任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社长的黄天，1945年7月4日在率队赴军区所在地演出途中遭遇日伪军包围，突围中壮烈牺牲。国防剧社社长田园调任作战部队三十大队一营长，1939年2月9日，在反“扫荡”、攻打蠡县的战斗中中弹牺牲，时年27岁。敌后战场演剧路，是一条文艺战士鲜血染红的路。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