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20年，在历史天空上有如彗星闪过。但就在这个并不算长的时间里，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中国不仅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也不断推动“引进来”的进程。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大幅度放开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金融市场开放渠道也不断拓宽。
“20年前我在证监会分管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国际业务。”由于长期与外资金融机构打交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屠光绍非常了解金融对外开放的历程。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屠光绍表示，各国及地区金融资本领域的对外开放都是慎重的，由于金融的属性和特征，在金融开放中必须关注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但金融又不能因此而“闭关自守”不开放，那就会影响全球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自身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走出了别样路径——从谨慎起步到分阶段推进再到大幅度开放，实现了金融开放与金融改革深化、金融开放与金融体系发展、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完善、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防范保障金融安全的互动，境外金融资源“引进来”与我国金融服务“走出去”并驾齐驱，金融开放为国家金融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外资在证券行业出资比例从不超过33%到可以独资，说明了什么？
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而言，境内资本市场起步晚，证券机构实力和竞争力较弱，对外开放需要逐步推进。
“对于外资金融机构而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资本市场，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吸引力，这些机构认为我国市场发展潜力大、可分享的机会多。对于我们来说，引入外资金融机构意义重大，这些机构往往来自相对成熟的市场，相关业务开展的时间长，人才和经营管理方面也有优势。如果我们能用好这些资源，对双方来说都是互利双赢的。”据屠光绍回忆，在金融资本市场开放伊始，对证券机构我们采取了合资方式并限定在投行和基金领域，当时对外资的出资比例为不超过33%，这反映了当时我们既希望外资进来又希望通过合资来学习分享国际同行的经验，也是在WTO框架下，我们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
“当然，外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都希望我们的步子能迈得再大一点，所以后来我们虽然又有所推进，但总的看，因为各方面原因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资本市场开放的步子并不大。但2018年以来，中国金融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截至目前，境外金融机构不仅可以在合资中占大股，甚至还可以独资。这充分彰显了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决心，也表明了我们对自身市场发展、风险防控的信心。很有幸，过去20年不管我在哪个工作岗位，都参与、见证了我国金融开放特别是资本市场开放的进程。”谈及此，屠光绍颇感自豪。
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更多选项
一直以来，上海都位列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利用外资比重在全国范围内长期保持在10%左右。用屠光绍的话说，这一方面说明外资对上海营商环境非常认可，另一方面也表明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继续利用外资奠定了良好基础。
“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的集中度很高，全国范围内看，外资法人银行60%落户在上海。最近这几年，不少外资资产管理公司也选择在上海布局落户，这些都反映出了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和上海金融中心国际化进程的力度和速度。”屠光绍同时表示，随着金融市场开放渠道拓展，境外投资人对境内的投资，除了FDI（外国直接投资）模式，境外投资人还可以更多方式投资境内的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产品。最早采取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让境外合格的机构投资人也就是长期投资者得以入场，后来QFII的规模和机构数量不断扩大，我们又推出了沪港通、深港通，上海自贸区的国际金融交易平台、深圳的理财通等，使得境外投资人有了更多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领域、资本市场从不开放到开放，从小步骤的开放到不断扩大规模、力度，这些变化过程，既是金融开放的过程，也是境内金融体系完善的过程。”屠光绍表示。
“我们走到了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事实上，屠光绍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时有一段重要经历，就是参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
2013年9月，上海有了国内第一家自贸试验区，它的使命是以国际更高水平经贸规则作为对标，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方面先行试点。作为试点的重头戏，上海推出了全国第一张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这一负面清单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列明了190条外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此后，负面清单逐步缩小，而市场主体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则在不断提升。现在全国已有21家自贸区。“可以说，上海的探索为全国贡献了经验。”屠光绍这样说。
“通过自贸区的建设，我们与国际更高水平的经贸规则对接，以此促进跨境贸易、跨境投资自由便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有标志性的一步，就是负面清单管理。以前没审批或核准，这件事就不能干，现在没有列入负面清单的你就可以做，这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正面清单规则，也是制度的根本性调整，政府的角色从审批转向了监管。”用屠光绍的话说，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沿海14个城市开放开始，从点到线，再到面，渐进式开放走到现在，我们走到了要追求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从对外开放的过程看，这一点也非常明显。“一开始，我们开放的领域也比较有限，主要是发展加工贸易，希望通过外资投资办厂来扩大我国的加工业规模，现在回头看这是低层次的，但在当时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能解决就业，也能形成产业链。后来伴随着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和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也进入了开放进行时。从过去资金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的商品‘走出去’，形成了国内和国际的循环，再以后，逐步变成了我们的投资、技术也要‘走出去’，这表明我们的开放能力在提高。过去我们的商品‘走出去’，顺差很大，现在我们也依托进口博览会、消费品博览会和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平台，鼓励外面的商品与服务‘走进来’。这间接表明我国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屠光绍这样说。
屠光绍同时表示，如果说过去我们经历了从商品开放、市场开放到行业开放的过程，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制度性开放阶段：“我们加入WTO，一开始是跟随者，经过努力，我们逐步参与了国际规则的形成，这可以被视为制度性开放的升级版，而制度性开放对开放的支撑作用更为长远。将来，我们还要把中国制度和国际规则制度互动接轨。在这方面，我期待继续做一名研究者和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