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时至年末，对于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唱什么调的都有。内行看门道，时与势本没就那么乱，梳理之后更清晰。
“虽说眼下与往后全球经济需要讨论的议题很多，但从重要性和紧迫性上看，我认为至少有8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作为经济大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做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在张宇燕看来，这8个问题都剑指何处？这些问题之外，2022年，我们还要关注哪些经济规律呢？
相较于治理通缩，主要经济体央行治理通胀手段更多，空间更大
当前，全球经济的敌人，除了疫情之外，是通胀还是通缩？
2020年2月到2021年5月间，发达国家十国集团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了11万亿美元。这一增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花了8年才达到。
“我们看到，在主要央行均奉行超级宽松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的同时，大规模纾困政策导致家庭财富上升，并在转化为消费后推动了价格上涨。加上疫情等因素冲击供应链导致劳动力及供给短缺，在推升工资水平的同时也助长了价格水平。屡创新高的资产价格还催生了财富效应。这些似乎预示着如果不果断采取措施，那么‘通胀将势不可挡’这一观点的说服力恐怕还会上升。”好在，张宇燕看到了一些正向进展——巴西、俄罗斯、墨西哥、韩国、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央行已经升息。
在谈论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态势时，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变量，那就是央行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够不够用。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它们治理通胀的工具数量与腾挪空间，都远超对付通缩的。因此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走势的判断，张宇燕的基调是短期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
在此结论下，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又当何去何从？
张宇燕对此表示，虽然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治理通胀远比治理通缩的手段多且空间大，但鉴于资产价格位于历史高位且脆弱敏感，以及目前推高物价的供给冲击明年将得到缓解，因此一旦退出政策的实施速度、力度与时机拿捏不准，很有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振荡与投资者预期逆转，出现破产海啸的风险上升，甚至滞涨降临。因此，宏观政策在度上的掌握，成了精细活儿。
这里还有个不得不问的题目，即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
对此，张宇燕的结论是，美元全球地位走上了下坡路，但这并不是说美元体系将迅速瓦解，而是说在美元继续主导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其主导地位很可能比看上去脆弱，同时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轮廓正在显露。
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上的位置，不是竞争对手想锁定就锁定的！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是否会殃及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结合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近期谈到的“中低收入经济体债务脆弱性急剧增加，全球有一半最贫困国家面临着外债危机或很高的外债危机风险，因此需要对债务问题采取全方位行动，包括减免债务、加快重组和提高透明度”这一观点，张宇燕认为，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开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重大风险，比如面对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各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措施各异，而这种政策差异性，本身就是风险源之一，因为进口能源或出口能源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政策转向时损益情况大相径庭，而货币政策趋紧导致的价格波动无疑会增加两类经济体之间的分化。
货币政策趋紧，是否也会导致供应链受损风险上升？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的影响范围大不大？
对此张宇燕表示，过去很多人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但现在，“源泉”被有些人看成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也可以被解读为高依赖度，涉及“国家安全”，事关大国博弈。“基于此，美国等国家陆续出台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甚至有人公开鼓吹所谓‘脱钩’。”尽管如此，在张宇燕看来，至少2021年的现实并不支持上述判断，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数据，所印证的恰恰是反例，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持续且坚定的开放政策和市场规模。
那么，在未来，大国关系越来越体现为规则锁定（简称规锁）与反规锁的博弈？
对此张宇燕表示，拜登政府重回“多边主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联合盟国与伙伴国，希望凭借占全球一半GDP的实力塑造从环境、劳动到贸易投资、技术以及透明度规则，阻止中国主导未来技术和产业，最终将竞争对手锁定在全球供应链或价值链的中低端。
“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维持其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期待。面对规锁，中国的基本策略是在坚定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积极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张宇燕这样说。
全球温度变暖会导致经济活动变冷？需要打造一套新的发展评价体系
即使各国从今天开始大幅度减少碳排放，全球变暖的总升温很可能在未来30年内达到1.5摄氏度。当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作出这一结论，人们不禁要问，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问题是否已经在快速恶化了？
“当前，通过减少碳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主流认知，但如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或能源转型与经济正常运转之间的合理衔接问题，人类仍面临挑战。除了必须合理有序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外，我认为我们还要关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其他来源或渠道，比如其中10%来自剩余食物。为了实现减排目标并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世界还要努力积极利用已有的并开创全新的制度设计，比如鼓励发达国家通过引导中低收入国家实行减排和环保措施来对其债务进行重组，升级私营和社会保险系统以处理极端气候带来的损害，创立一个类似IMF的国际保险机构等。”张宇燕表示。
人口结构变迁加速，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又有多大？
对此张宇燕分享了他的结论——年轻人口占比高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收获人口红利必须与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储蓄率与投资率的提升、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方能实现。
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还面临哪些掣肘？
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问题，或许已经因为疫情变得更加严重了。
“还有几个中长期因素，将在今后数年间掣肘全球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张宇燕表示，这里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WTO上诉机构停摆且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
当然，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也是一只威胁巨大的“黑天鹅”。“比如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美债储备，并被用于几乎所有物品和资产的抵押品，而99.9%以上的美国国债以纯粹电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能够侵入美债系统，系统就有可能崩溃，全球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便将陷入一片混乱。”这是张宇燕的预测。
风险、挑战甚至是掣肘，都实打实存在，2022年，我们该怎么办？
“整体上看，全球经济还是行进在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上的。”张宇燕有此结论。在他看来，2021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的复苏强劲。尽管进入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出前快后慢的特征，但从全球看，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正在“收复失地”，全年世界经济实现明显复苏可以说已成定局。
“2021年10月IMF预测2021年全球增长5.9%；联合国贸发会议和经合组织9月预测分别为5.3%和5.7%。综合这些预测，我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在5.5%左右，2022年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作为对比，IMF预测2022年全球增长4.9%，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GDP到2024年可能依然比此次疫情暴发前低，增长速度大约在5.5%左右。因此总体看，我认为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到5年内世界经济增长率大致维持在3%至3.5%之间，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张宇燕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