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人勤春来早。过去几年间，大家靠着国家好政策、致富带头人好点子和自己的不惜力，一步步赶跑了孬日子。而今，农民们要过更好的日子，虽然也面临“倒春寒”，但他们的干事热情前所未有。

在年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要持续推动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切实维护和巩固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三农”工作领域的领导干部要抓紧提高“三农”工作本领。

生活更上一层楼，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要靠啥、又要防啥？

一样的土地和政策，

为啥总有人这村望着那村好？

本科学园艺、研究生专攻农村与区域发展，在外以资深“三农”实践者和观察者著称，可回到村里，张彦杰的自卑情绪立马就上来了。

“十几年‘三农’工作时间不算短了，可一下地干活，一准儿会被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挑毛病。”沮丧之余，张彦杰通过多年研究和实践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地里只种大田作物，那么千百年来农民在土地上积攒下的教训，远比教科书上讲的经验要多；但要依靠大田作物来增收，则千百年来这一“天花板”已经变得越来越矮。

“种粮食保的是肚皮，鼓荷包还得脑筋好。”这句话，父亲不知和张彦杰说过多少遍。

那么，这个脑筋该咋动呢？由于在多个农村负责过乡村建设项目，也当过志愿者，从乡村建设观察的角度出发，张彦杰提供了两个案例。

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赶上雄安新区建设和各地的建设，应市场需求，村里一部分土地改种苗木，村集体户头上这几年靠苗木收入攒下了一些家底儿。

不同之处，在于村书记米小木早年间在外面做过生意，脑筋活得很，他决定用足国家政策，把家底儿积得更厚一些。

这几年，中央和地方上用在乡村整体基础设施提升的项目经费并不少，翟城村也感受到了政策导向。更重要的是，翟城村“建筑之乡”名声在外，村里瓦木匠特别多，米书记和村两委干部一合计，与其把村里修路、修房、搞保暖的活儿包给外边包工队干，不如咱自己干。

去年一季度，翟城村建筑公司开张。一年到头，除了开工资，村集体账上又多了30万元收入。2021年春节，村里60岁以上老人每人收到一袋大米。

今年6月，翟城村建起了晏阳初历史文化街区，修复晏阳初故居、展览馆等遗址，上级政府支持了50万元；7月，上级又给了200万元，用于乡村整体基础设施提升。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冢头镇花园村，明清古建筑保存较为完整，虽然十里八村也有基础资源更好的，但花园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彬的致富经，让这个村子在乡村振兴路上走得更早、更快。

当邻近区域都在搞旅游，花园村选择利用国家给的政策和扶持资金，延长旅游产业链。李书记先是带着大家搞起了美丽乡村，村里人从旧房子搬到了花园洋房；紧接着，村里利用扶贫资金建起了养牛场，专养肉品营养含量高的雪花牛，销往上海，牛最好的部位，一斤能卖到1000元左右；再就是用旅游产业赚到的钱，搞起了旅游、研学基地。

眼看村里产业越来越多，李书记倒没觉得这是件太难做到、多了不起的事，和米小木一样，他也觉得“只要政策用好了，带头人有公心，有意愿带领村民一起致富，谁都能做到”。

“农村规模化返贫的可能性来自大田作物的薄利性，但国家政策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有很多政策扶持，只要用足政策，很多不利因素是可以被抵消掉的。”张彦杰说，当资源禀赋差不多，乡村振兴政策又不存在根本性差异之时，各地能否干好，取决于带头人有没有公信力、想不想干事、懂不懂市场规则，以及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

一样的合作社，

为啥有的干成了空壳子？

“人流、物流、信息流，三流不能有断头。”接受我们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正在忙着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项目的评审工作。

如果不考虑疫情因素，那么在一年中有近8个月，霍学喜会行走于乡村间。用他的话说，规模化返贫问题一旦发生，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扶贫，这既影响百姓生活，更影响乡村振兴节奏。而上面提到的三流畅通，本身就是防止规模化返贫的一把“利器”。

“不过也的确要当心农民工大面积返乡的情况，这里有3个原因。”有些问题，霍学喜看在眼里，也有些着急。

第一是疫情导致的街边摊、夫妻店干不下去了，这部分人会回村。霍学喜在陕南、陕北调研时发现，有些村子的农民收入中约60%来自外出务工。另一个情况是，如果以前出去打工的是10个人，那么现在就有3个人出不去或者返回农村了，在“三区三州”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

第二是经济逆全球化，很多产品出口受阻，外贸村如何顶住压力，需要关注。

第三是全球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很多国家物价上涨，这一背景下要保住村民的基本生计和有效购买力，我们任务也不轻。

“要谈农村，我觉得有两点绕不开：第一件事是农村地区人口还有很多，我们应该努力将一部分农业人口转为城镇户，不然农村人均占有的发展资源太少了，在这方面，政府除了要创造更多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新举措外，还要下大决心推动城乡产业融合，这也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必须要走出的一步；第二件事更棘手，那就是中央一直强调，要重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专业合作社发展，但现在看这一体系建得还不算好，农地在流转过程中依旧存在障碍，相当一部分合作社存在空壳化问题，他们享受了政府的税收优惠、贴息贷款等，甜头都尝到了，却没有按国家政策法规要求，让更多普通农户融入其中、得到实惠。”谈及此，霍学喜语气凝重。

从大一点的定义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中坚力量。一种说法认为，参加名副其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与不参加的相比，收入平均会高出16%。普通农户收入提高离不开政策，而合作社作为连接两头的中转站，如果出现空壳化，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有时间你可以到市县乡层面走走看看，合作社老板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农民没落到实惠的情况恐怕不在少数。政府希望通过合作社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化组织，让‘三农’优势最大化，比如一个农户去买农药是一个价钱，10个农户一块去买农药，就好砍价了或享受价格折扣优惠。雇农机也是这样，人多好打折，量大好形成品牌。可现在有些人，把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拉出来充数，也能搞起合作社，而且我觉得，地方政府对合作社的规范监管还没跟上来。这些都值得大家关注。”霍学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持续关注的线索。

一样的农民工返乡压力，

为啥有人举双手欢迎？

咸宁市通城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既是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也曾是集山区、库区、老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的省级贫困县。

近年来，通过整合资金大力推进乡村微工厂建设，吸纳本地打工能人和民营企业入驻，实现项目进村，产业到户，截至目前，全县建成乡村微工厂79家，带动农村劳动力近千人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2020年4月21日，湖北省政府发布通知，通城县等17个县（市、区）被批准退出贫困县。全县30778户10630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42个贫困村甩掉“穷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28%。

种上药食两用的经济作物葛根，一公斤能卖到几十元；到家门口的工厂帮着加工广告牌，一个月也能赚上几千元。当初在扶贫车间里靠加工小而精特产品实现脱贫的农民，此刻希望在外面打拼的家人能回来，在家门口的企业里找份工作，兼顾家庭。

“这两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组正在我联系的通城县进行考核。”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红玲原本打算多谈一会儿，但工作一个接一个，我们对她的采访只能分段完成。

“对口联系这个县有好几年了，个人感觉，县里的变化很大，尤其是村里，每次下去见到大家，我感觉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一次比一次好，村、镇、县里的同志干劲儿一次比一次足。”这样的变化，让王红玲欣慰。

疫情叠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眼下，很多企业用工收缩，一部分农民工有意愿回到家乡。那么，家乡托得住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吗？据王红玲观察，乡村振兴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一部分人需要守在田地里，保住粮食收成；一部分人需要到养殖场去帮忙，逐步把散养变为规模化养殖；还有一部分人要补充到原来叫作扶贫车间的产业链上去，为乡村振兴加把劲儿。

“可以说，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振兴要靠人，农民工回家乡打拼，既能弥补亲情，更能给这里的经济发展带来活力，欢迎大家回乡创业！”腊月，大江南北一片肃杀，王红玲这番表述，却热情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