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

我一直打算写一篇文章介绍韬奋先生的阅读经历。

关于韬奋先生在新闻出版事业上的伟绩和精神风范，我曾经写了一本小书《韬奋精神六讲》做过介绍。可是，关于韬奋先生的阅读，我却不曾专门介绍过。

为什么我要介绍韬奋先生的阅读经历呢？缘由来自韬奋先生的爱女邹嘉骊。一次，我去上海看望邹嘉骊老师，嘉骊老师对我说，韬奋申请入党，那是真正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的，他的信仰既来自实践，也来自阅读学习。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韬奋读过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是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

嘉骊老师讲得深刻透彻，激发了我探寻韬奋先生阅读经历的强烈兴趣。

阅读养成家国情怀

韬奋先生在他的自述《经历》一书中谈到自己早年的阅读。早在南洋公学和圣约翰大学求学时期，他就把《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全集》和唐宋八大家的各个专集（特别是《韩昌黎全集》），以及《明儒学案》等重要古代经典，都“完整读过”。曾国藩、胡林翼、曾纪泽的《三名臣书牍》这类书籍更是青年韬奋所爱。他坦言：“我却不是崇拜什么‘名臣’，只觉得这里面的文字都很精悍通达，对于他们处理事务的精明强干，尤其是物色人才和运用人才方面，感到很深的兴趣。”扎实的传统文化知识强化了韬奋先生传统文化的素养，在这个过程中，青年韬奋对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具有特别强烈的兴趣。他认为：“君子进德修业，欲兼善天下，初非为独善其身计也。”因此，他对大禹、孔子、王阳明等圣贤推崇备至。他认为“大禹，古之圣王也，治滔滔之洪水，拯芸芸之众生，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古之圣人也，挽既溺之世风，传一线之道绪，东亚道德赖其维”，“王阳明，近世之大儒也，悟格物致知之学，倡圣贤良知之旨，振人心之萎靡，惠后进以无穷”。他不空谈爱国，坚持认为国家名誉与国民息息相关，“故爱国者，非爱国而爱国也，乃爱己而爱国也，以吾国之名誉，即吾之名誉也”，“故不爱国者，谓之不爱己焉可也”。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体现在他的日常行为特别是后来从事的新闻出版事业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大量时事书刊成为青年邹韬奋热烈追读的对象。《新民丛刊》《甲寅杂志》《时报》《申报》《东方杂志》等都是他在自述中提到的著名报刊。他对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发表过不少感想，由此推想，他也是阅读过《新青年》的。在这一时期，韬奋还阅读过一大批英文著作，尤其对其中与教育救国相关的著作感到强烈兴趣，并翻译出版了多部名著，其中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美国教育心理学家贾伯门的《职业智能测验法》和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等，编译出版了介绍欧美科学教育知识的《科学底基础》《卫生会议》《穆勒底实验方法》《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指导》等一批书籍。由此可见韬奋的阅读面相当广阔。

邹韬奋早年历尽千辛，不仅通过勤工俭学自筹学费生活费，还要负担两个弟弟的学习费用，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想得更多的是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青年韬奋在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典籍后，写下了一篇《不求轩困勉录·学生十思》，指出有志的青年学生应当“思国家”“思父母”“思师友”“思先哲”“思幸福”“思光阴”“思希望”“思责任”“思励学”“思敦品”，表达了他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人生方向。

阅读探寻救国救民道路

韬奋先生1926年主编《生活》，确定刊物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体现出他热爱读者、关心社会、服务大众的出版精神。本着这样的出版精神，5年时间，他把一份籍籍无名的小刊物办成了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周刊。而韬奋先生之所以成为杰出的出版家，不仅在于他创造了《生活》周刊的奇迹，更在于他此后创办经营生活书店、《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版》、《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五日刊和香港《大众生活》周刊时强烈表现出来的“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中共中央唁电）的精神。而这一精神的形成，既缘于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严酷现实，也来自韬奋先生坚持不懈的阅读。

韬奋先生坚持不懈的阅读是有名的。他有一句名言：“我本人是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

正因为“且做且学，且学且做”，韬奋先生读了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撰写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书，立刻写出读后感《读〈莫斯科印象记〉》，热情推荐此书，并在《生活》周刊上发表，随后即前往拜访胡愈之，并讨论“九·一八”事变前后国内外形势的各种问题。双方相谈甚欢，意气相投，韬奋当即聘请胡愈之为《生活》周刊作特约撰述。

合作之初，胡愈之还不太了解邹韬奋的胆识，写了一篇《一年来的国际》交予邹韬奋。文章的内容主要是评述英、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其内部相互间的矛盾，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预言“九·一八”事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当时谈共色变的形势下，发表这样的文章，主编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韬奋却一字不改地将其刊登在《生活》周刊1931年的“国庆特刊”上。胡愈之感到韬奋有胆识、有勇气，从此便应韬奋邀约，参加到周刊社的一些重要组织、策划工作中来，并以“伏生”的笔名为《生活》周刊写稿，先后发表了《大众利益和政治》《革命的人生观》《贪污论》《廉洁论》《领袖论》等一批政论文章。这些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问题，分析社会现象，针砭时弊，有的放矢，深受读者欢迎。

正因为“且做且学，且学且做”，韬奋先生在与胡愈之同志写作和出版上的合作中，成为双重受益者，既提高了《生活》周刊的质量，受到读者更热烈的欢迎，自己又作为这一系列文章的第一读者，获得了阅读和启迪。正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指出：“在团结广大爱国者、发展进步力量方面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是共产党人对《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帮助。《生活》周刊原来的内容主要是谈论个人修养问题，进行一些‘职业指导’，其政治思想倾向属于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九一八事变使邹韬奋受到强烈的刺激。他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很快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靠近了党。”

正因为“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在胡愈之等人的影响下，邹韬奋的思想转变很快。他很注意阅读中外出版的介绍苏联情况的书籍，对于当时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并且在《生活》周刊上做了系统介绍。

韬奋先生通过坚持不懈的阅读，一直在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阅读树立革命信仰

1932年12月，韬奋先生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同盟的执行委员。他为救国运动和民主政治尽自己的努力。国民党对此大为恼火，将他列入暗害的黑名单中，迫使他于1933年7月至1935年8月间出国流亡。

邹韬奋出国流亡期间，对欧美社会进行考察，从而成为他思想得到巨大提升的重要机会。首先是对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苏联等国家的考察中，他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看到的是少数人过着奢靡的物质生活，但精神生活异常空虚；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人们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再就是他在英国伦敦的阅读和研究。韬奋先生在海外两年时间，前后3次共有14个半月是在伦敦度过的，他大量时间是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伏案阅读，精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就是邹嘉骊老师所说的韬奋先生“是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阅读。

我把韬奋先生在伦敦图书馆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称为“精读”，绝非溢美之词，而是有据可查、有书为证的。最直接的证据是他做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回国后，在“七君子事件”中遭迫害坐监时，韬奋在监狱里把这些英文笔记中的一部分翻译成中文结集成书，于1937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书名为《读书偶译》。一个人读书，没有读书笔记，难以确认他是否精心阅读，而一个人的读书笔记能够结集出版，那就足以证明他的读书质量是经得起检验的。

读到《读书偶译》，我不仅要佩服韬奋先生的阅读之精，更要叹服他的阅读之广、研究之深。我们可以从全书的目录窥其大略。该书的“目次”主要有“马克思研究发凡”“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所受的其他影响”“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历史解释”“唯物史观的解释”“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的经济学”“关于价值论”“恩格斯的生平和工作”“恩格斯的自白”“列宁的时代”“列宁的生平”“列宁的理论”等。邹韬奋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并对革命导师们产生了强烈的爱戴之情，他写道：“革命的思想家的奋斗生活，常常能给我们以很深的‘灵感’。我每想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无时不心向往之。”读书笔记涵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标志着韬奋先生思想认识的巨大提高和成熟。自此，通过自己丰富的实践和深入的阅读研究，韬奋先生坚定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此后，在美国考察时，韬奋先生与中共留美人士徐永焕谈及自己思想的变化情况，坚定地表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两条路，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获救。而且也必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他们还讨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出国时，韬奋先生“实带着苦闷和憧憬而去”，归国时，他不仅具有在国内生活斗争中的深切体会，还获得了不同社会制度考察的深刻认识，更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从而明确了今后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他激情写道：“时代的巨轮一天一天更猛烈地向前推进着，只能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两条线路，没有什么中立的余地了。”至此，韬奋先生已经从家国情怀、探寻救国救民道路踏上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征途。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