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众一

2022年1月，91岁的老安走了。听到消息，我内心难以平静。老安是参与《人民中国》创办的元老级人物，她毕生从事对日传播工作，见证了一份外宣期刊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过程，见证了中日关系从民到官走向正常化的过程。老安的离世，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老安那一代外宣人的奋斗故事不应被遗忘。今天，我们在努力创新叙事，讲好中国故事，其实，老安的故事就是一段令人感慨的中国好故事。

老安是和她曾经共事的同事们的亲切称谓，我1989年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就在老安分管的翻译部工作，经常得到老安的言传身教，并目睹了老安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和那一代人独有的高贵与优雅。中日同事更直称这位毫无架子的副总编辑为安桑。

1930年出生于大连的老安，祖籍山东烟台，全名安淑渠，讲一口浓重胶东口音的普通话。据和老安同批于1952年由大连调任北京筹建日文版《人民中国》的刘德有先生回忆，“老安的父亲在大连开有一家茶叶庄。老安小学上的是日本人在大连经营的小学校，毕业后进入初高中在一起的大连神明女子高等学校，读到三年级时，日本投降，学校关闭。1945年光复后大连即告解放，老安转上‘文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大连日报社当记者。”1952年，老安和刘德有等四位大连年轻人被《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始人康大川选中，调来北京。

2009年第六期《人民中国》纪念中国外文局建局60周年的特辑中，收有一篇老安撰写的文章。老安在文中深情地回忆了《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办人康大川率领大家艰苦创业的轶事。文中用了两张照片，一张是1955年以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时，康大川和安淑渠也同行前往，作为译员的安淑渠陪同康大川等人访问岩波书店。那时候，日文版《人民中国》刚刚两岁，康大川和安淑渠也都风华正茂。另一张照片，老安和前副总编辑丘桓兴在翻阅相册，回忆和康大川一起工作的美好时光。老丘和老安同月因病离世。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年份里，在明年即将迎来《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70周年的时候，两位重量级前辈的相继离世令人唏嘘。

1952年，安淑渠进入《人民中国》的时候刚刚22岁，起初的工作是做美编，具体工作是画版样、排版、找插图和照片，也兼做校对。在上面提到的回忆文章里，安淑渠写道创刊号诞生时的兴奋与不安，“经过两期试刊，飘散着墨香的《人民中国》日文版正式出刊了。就在大家正要举杯庆贺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叫道，‘等等！’原来一篇文章中的人名印错了。当时是铅活字排版，修改错字要用刀在印好的杂志上刮去错字，再用正确的铅活字像盖章一样一个个加印在修改处。大家一起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改正了每一本的错误。从那以后，‘要心中想着读者，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成了翻译校对组的座右铭。”

在人才济济、业务气氛浓厚的办刊环境里，在多次随代表团走出去针对日本民众开展民间交往的活动中，安淑渠在共和国的青春岁月里不仅成为编排校对的好手，也迅速成长为出色的口笔译翻译。

1955年那一次出访，是安淑渠第一次作为译员随团访日，同行的译员还有刘德有。访日期间康大川访问了岩波书店，对日本图书出版业进行了深入的调研。据刘德有先生回忆，这张康大川、刘德有、安淑渠三人同框的珍贵照片拍摄于帝都饭店屋顶，从那里可以望见皇宫和城壕。

1955年8月，在日本举办了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与核讹诈，刘宁一以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中国代表的身份率团访日，安淑渠作为译员前往。该团在日本发出中国人民的声音，与核武器受害者深入交流，同时广交各界朋友，为发展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以民促官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做了铺垫性工作。

1963年11月5日至12月3日为期近一个月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第四次访日活动，安淑渠作为译员随行，留下较多生动而珍贵的照片。这一年的2月，廖承志对《人民中国》提出了调整办刊定位，加大文化内容，扩大读者对象的要求。6月，为纪念《人民中国》创刊10周年，当时的外文出版社访日团赴日广泛听取读者、发行者和日本作者等各界意见，为调整编辑方针，加大社会、文化、人民生活方面内的报道内容做了扎实的调研论证。而年底的作家代表团访日，正是从活动层面体现了当时国家加大对日文化交流力度的举措。巴金、冰心等中国作家与日本作家的交流可谓推心置腹，从现存的照片上就能够感受那种真挚坦诚的气氛。这次出访为两国民众的民心相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民到官推动邦交正常化的努力，终于在1972年见到曙光。这年9月间，安淑渠被借调到外交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接待班子，并被任命为笔译组组长，见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时刻。据老安生前回忆说，当时因出身问题下放到农村的母亲病重，而她因重要工作在身，无法离开陪伴母亲并为母亲送终，这件事令她抱憾终生。感到欣慰的是，在大家的努力下，争取多年的邦交正常化终于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得以实现。

1974年2月28日至3月26日，老安再次被借调全程陪同日本女科学家代表团访问北京、广州。近一个月相处在一起，女科学家们深深被老安的周到热情和高质量的翻译所折服，日后特地联名致信表示感谢。当时邓小平复出整整一年，国家正在对科学教育进行整顿，一年后周恩来同志将重提“四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在京接见了日本女科学家代表团，老安作为随团译员，为邓小平同志做翻译。这件事情成为《人民中国》引以为荣的话题，直到我入社后还经常被谈起。一次工作之余聊天，我好奇地问老安：您的日语水平绝对没有问题，可您那浓重的胶东口音和邓小平同志浓重的四川口音之间交流完全没有问题吗？老安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这么一说，她回忆了一下表示，整个交流确实很顺畅，没受口音影响。一是邓小平同志说话条理很清楚，易于辨识；二是邓小平同志见识广，与五湖四海的干部打交道，胶东口音也听得懂吧？

成为副总编以后，老安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善于听取各方意见，特别重视和读者、顾问交心，每当有重要客人或读者团来访她都和其他社领导热情座谈，虚心请教，交换意见，并据此改进服务与工作。

每当读者来访，老安总是热心安排接待。有一年国庆节假期，一位读者来社里造访，老安亲自出面接待，与之深入交流，还安排当时住单身公寓的我陪同这位读者参观节日的北京。得知是牺牲节假日休息安排的，这位突然造访的读者非常感动，一方面为自己的唐突表示不安，一方面对人民中国的周到接待感谢不已。接待工作结束后，老安觉得耽误了我假期休息，还专叫我到她家里做寿司饭犒劳我。水原明窗、神宫寺敬夫妇、胜田弘、林谦三、白鸟良香、西野长治等日本各地读者会的代表人物与普通会员……很多老读者就是冲着老安这样的人格魅力和《人民中国》保持着长久的联系。

我进入《人民中国》时，老安已经接近离休的年龄。尽管在老安领导下工作不过短短三年多，但耳濡目染下，不仅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方法，更是在工作作风上受到老一辈的洗礼，受用终生。《人民中国》的标题讨论会是以翻译部为主体，中日同事全程用日语讨论的业务环节，对于培养跨文化意识，使翻译更加贴近受众思维意义重大。有老安参加，会议气氛就格外活跃。讨论引发头脑风暴，一个个生动的标题就确定下来了。如今这个传统在《人民中国》继续得到传承。

1993年《人民中国》创刊40周年，因为工作需要延长离休年限的老安也迎来光荣离休的时刻。当时正在负责“导游手册上找不到的北京景点”栏目的策划与采编的我突发奇想，提出做一期《人民中国》发祥地的特别报道。老安非常支持这个想法。也许是在结束职业生涯之际想重访自己当年起步的地点，也许是为了对我这个年轻人做一次传统教育，老安决定带我一起前去位于新华通讯社内的国会街采访。到了国会街，看到当年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老安感慨万千，回忆起当年创业时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以对谈的方式完成了这篇文章。日文成稿后请老安阅改，返回的底稿留下了老安用红笔认真修改的痕迹。这份修改稿我一直保存着，直到《人民中国》几次搬家之后遍寻无踪，至今仍感遗憾。

创刊40周年的纪念招待会在西苑饭店隆重举行，大批日本读者和同业组团前来祝贺，老安在这一刻和老朋友们相聚，一道回忆起愉快的往事。在招待会上，杨正泉局长向老安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她毕生为人民友好和国际传播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离休以后的近30年里，老安仍然关心着《人民中国》的发展，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难处也愿意向老安求教问策。许多老读者依然记着老安，每次工作访日见到老读者，都有人问起老安的近况。70周年国庆时，老安在电视上看到我接受采访讲述老读者神宫寺敬夫妇与中国的情缘，通过微信发来她拍下的截屏照片，表示欣慰。老安的晚年和女儿在一起，生活是平静的。回望自己走过的路，老安应该是幸福的。她伴随着共和国的青春脚步，和一群有情怀的人一起将一本杂志做成中日两国人民民心相通的桥梁；她见证了中日关系在战后艰难起步，通过以民促官，官民互动，一步步迎来邦交正常化，并在中日关系相对最好的时候光荣离休。

老安的故事让我们思考什么是中国国际传播的初心所在。她那一代人所独有的纯粹性、使命感、奉献精神和专业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守正创新，传承国际传播优良传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觉得老安并没有离我们而去，她仍在守望着我们，守望着她所为之奉献一生的《人民中国》和外文局的事业与未来。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总编辑）